西班牙“华人洗钱案”：排华还是扫黑？

10月16日凌晨5点，西班牙警方代号“皇帝”的扫黑行动正式开始。该项行动由内政部牵头，主要行动区域为马德里、巴塞罗那及其周边地区，所针对的，则是“以华人为首的黑社会网络”。

据法国《论坛报》和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查封和逮捕行动历时3天，共搜查西班牙全国120间以上仓库、住宅，没收资金1000万欧元，查封汽车202辆，冻结银行账户120多个。

至21日，西班牙法庭共发出110张拘捕令，其中已拘捕83人，包括中国人58名、西班牙人17名、其它国籍人士8名，被捕者中包括马德里南郊芬拉布拉达区一名社会党籍议员，和加泰罗尼亚裔色情影星乔纳.维达尔，而被指为“黑社会网络头目”，控以有组织犯罪、洗钱、偷税漏税、恐吓、侵犯公民权利等13宗罪名的，则是浙江省政协委员、以“艺术品收藏家”著称的知名华商高平。

对于此次行动，西班牙官方、警方称之为“扫黑”，按照内政部和警方的说法，这个“黑社会网络”的违法行为包括有组织卖淫、勒索、通过经营酒吧和餐厅洗黑钱，然后再将“洗白”的现金通过货柜从陆路、海路夹带回中国，或运往欧洲其它地区。《国家报》援引官方消息称，在过去四年里，这些“黑社会成员”累计洗黑钱达12亿欧元以上，使西班牙“沦为欧洲洗黑钱中心之一”。除此之外，这些“黑社会组织”还行贿西班牙官员，走私、偷逃税款，欺行霸市，一些媒体称，由于他们渗透入华人社区，号称“欧洲最大唐人街”的马德里科博卡雷加区，治安恶化到“警察都不敢随便去”的地步。

然而当地一些华人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华人指责西班牙“反华情绪高涨”，内政部和警方“粗暴执法”，西班牙国内舆论“倾向性非客观报道”，部分华人社区的华商和员工还在22日举行了抗议示威。有人辩称，当地华商习惯现金交易，习惯将现金存放在自家，结果都成了“扫黑”的战利品和洗黑钱的“铁证”；还有人认为，偷漏税多数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当地法律”所造成，虽然有罪但谈不上“黑社会”，更不应遭到暴力执法。国内一些评论者则联想到昔日西班牙曾发生过的“焚烧中国鞋”等“排华”事件，以及近期经济危机等现状，认为“皇帝”行动有“借题发挥”或“钓鱼执法”嫌疑。

平心而论，作为欧盟经济圈中的薄弱环节，西班牙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确存在对中国产品、竞争对手的敌意，也因此爆发过几次非常事件，但仅就此次“皇帝”行动而言，却似关系不大。如前所述，此次行动系西班牙内政部、警方、海关和检查部门部署酝酿数年之久、“全国一盘棋”的行动，针对性十分明确。在谈及“洗黑钱”和偷漏税等问题是，西班牙警方、检方表示，有些运钱手段“粗糙简陋”，就是直接把现金夹带在卡车或集装箱里，通过公路或船运弄出境外，而之所以如此粗糙的手段也能屡试不爽，关键在于“西班牙海关官员缺乏监督、贪腐成性”。对于这些生动、具体的指控，当地有关华商及其代理律师顾左右而言他，未给予正面反驳。

“皇帝”行动中许多指控，如有组织卖淫、敲诈勒索等，已涉及刑事犯罪，性质非常严重，如果系错指，当事人应立即拿出有力证据、论辩，为自己辩白，而对此，当地有关华商同样闪烁其词，某些当事人的代理律师甚至对国内媒体作出“不涉刑案”的奇怪陈述。

对于偷税漏税，当地华商和当案律师事实上予以承认，但给出了“文化低”、“不懂法”的解读。事实上此次涉案华商几乎都是在当地经营数年以上的老商户，旅西时间最长的已逾30年，如此辩解显然过于苍白。

任何国家的司法体系，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此次事件是否真是“黑社会性质”，还要看怎么审、怎么判，看各方的证据和论辩，此时下结论显然为时过早。

从西班牙当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评论，以及相关华商的自行陈述可知，部分华商在当地的行为的确存在许多争议：华人社区的治安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偷税漏税和行贿也不是什么秘密，是否“洗黑钱”还待司法裁决，但热衷大宗现金往来作法本身，就很容易引来“反黑”的目光，同时也充满风险。

此次的“重灾区”芬拉布拉达区科博卡雷加中国商贸城，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型批发市场，年营业额8.7亿欧元，场内有大小商铺800家，从业人员3000万，其中377家为中国人所开，大部分又都是浙江青田籍。无数案例证明，这种“抱团守摊”、“扎堆开店”，在异国他乡营造“中国小气候”的作法，固然在起步阶段会给中国商家带来一些方便，却也容易把国内一些不好、或水土不服的经营习惯带到当地，影响华商的本土化，很容易引发当地社区和华商的隔阂、猜忌，引发各种摩擦、矛盾，也容易滋生有组织犯罪和治安问题。这种做法在法治不健全、市场规范不完整的发展中国家，也已到处碰壁，在法治规则完善、商业发达、民意通达的欧洲，就更容易产生问题。

和国内相比，欧盟对商业、金融领域的规范更严格，对偷逃税和洗钱行为界定更严密，打击也更严厉，以“不懂法”为由，替偷逃税等行为辩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既然在当地生活、经商这么久，就理应懂法、守法，不懂不能学么？

在很多时候，一些国内商家习惯于将国内经营中的一些陋习带到境外，如“用钱开路”、“跑关系”，以及罔顾劳动法规等，这些行为在相对落后的非洲、拉美、南亚尚且屡屡惹出大问题，更何况制度更健全的欧洲？

上述问题许多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但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许多“局中人”明知有问题却抱着侥幸心理一再拖延。“皇帝”行动的性质仍待讨论，涉案者是否违法犯罪，如果是，又触犯了哪些“天条”，也要由司法机关最终判定，但希望此次的教训，能让更多旅外华商引起警觉，自觉摒弃那些不服水土、不合时宜的“高危”行为和经营方式。

从报道中得知，部分旅西华商已开始反思，但自我检讨仍停留在“不该学高平夫妇炫富”等浅层次上。如前所述，高平此次并非被“黑打”，而是被“官办”，与生活方式似关系不大，检讨炫富行为，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方式、情趣固然必要，但既是就事论事的反思，也宜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才好。

许多涉案者都是中国公民，不论他们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中国驻外机构都应履行保护侨民的义务，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美国之音：习近平改革可能走走新加坡道路

   中共即将召开18大，习近平将正式成为中共、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位昔日“黑帮”子弟能否启动政改？中国有无可能走“新加坡道路”？这些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海外机构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　

   近十年改革停滞 改革顺应民意

　　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但是延续到胡温这十年改革几乎停滞，社会问题越积越多，贪腐、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直接冲击中共的执政基础。

　　星期一，纽约时报报道，习近平早些时候曾跟被誉为中共改革派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会面。曾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章立凡：改或可生 不改则必死

　　跟胡德平相识的北京历史学家章立凡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现在已经到了不改革就必死无疑的关键时刻。他说，胡德平也从某种渠道发出信息说他的确见到了习近平。章立凡说，两人希望通过这次对话来发出某种信息。

　　章立凡说：“不论是从执政党的根本利益来讲，还是从全国老百姓的福祉来讲，政治体制改革都是绕不过去了。走到这一步，不改是不行了。不改的话，这个体制没可持续性，而且老百姓的忍耐也几乎到极限了。所以我想‘改’也许还有求生的希望，不改的话这个体制会面临解体。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习先生对于形势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

　　习近平或走新加坡执政模式？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人民论坛》10月初刊文宣传新政治观。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本星期刊载题为《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的署名文章。这些都被外界看成是习近平为正式接掌党权之后推动改革所做的理论铺垫。

　　《学习时报》的文章称赞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自44年前执政以来连选连任，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同时确保了党的高效、廉洁、有活力。文章认为，这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所做的改革分不开。文章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做法，增强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

　　《纽约时报》网站10月22日刊发的一篇文章认为，新加坡模式或许是中共政改学习的方向。文章提到，习近平2010年在北戴河跟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见面，同年他还带队出访新加坡取经，共同为邓小平纪念碑揭幕。

　　所谓新加坡模式就是一党执政下，有公民社会、自由经济、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高瑜：中新国情不同 不可效仿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同一天对voa说，新加坡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觉得很难。（因为）你不动大手术，你还是修修补补。中国现在的垄断集团的利益几乎全部被共产党的太子党高层垄断着。防人民跟防恐怖主义式的。”

　　高瑜认为，中国的经济实际已经进入了由少数人控制的垄断经济时期，而且国家的经济命脉基本都是控制在太子党精英的手中，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学习新加坡模式最后学到的还是一党执政，其它内容只能是流于空谈。

　　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中国跟新加坡存在体制上的巨大差异。新加坡政府治理的好比是一个公司化的国家，因为她的国土面积非常小；而中共面对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且各地区文化、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章立凡认为，两个国家在规模上没有可比性，因此不能照搬新加坡模式。

　　胡星斗：习近平主政 会宽待异议人士

　　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要走的这条政改路充满风险，但他的改革得到中国改革派的支持，还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跟胡温政权打压民众，造成社会更加不稳定的“政绩”相反，他继承了其父习仲勋的优秀品德，不害人，为人正直。胡星斗预见，习接掌党和国家领导权之后，会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异议人士。

　　一党执政不可能去毛化

　　互联网海外中文论坛近日热议中共在十八大上将去毛泽东化，进而启动政改。此前，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22日报道中央政治局当天的会议时称，政治局会议强调全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有人将新华社报道十七大会议时的消息做了对比，发现当时报道的措辞跟这次的报道几乎只字不差。

　　新世纪网站主编张伟国对法国记者指出，中国政治为 什么现在一直没办法转型，与无法去毛化有很大的关系。张伟国说，文革结束以后，对“非毛化”和“去毛化”、“批毛”都有公开或不公开的唿吁，几乎没有停止过，但是中南海 的领导人基本上采取的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做法。张伟国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护毛，“这其中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是它的合法性，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一直没有解决。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 他们合法性来源的一个标志，否定了毛，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其执政的合法性。”

习近平与差额选举的不解之缘

   中共储君习近平曾经是差额选举的幸运儿。十八大前，在高层各派对政治局常委人选的争夺方兴未艾的情况下，为平衡各方争执，习近平拟用差额选举解决。

   习近平曾在差额选举中晋升习近平1979年4月毕业后开始步入政界。1985年，习近平南下福建，出任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此后，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历任共产党福建省宁德市市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福州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习近平当选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两年后，晋升省委副书记。

　　1997年，对习近平来说是幸运的一年。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差额预选和等额正式选举，习近平成为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51人的最后一名，从此步入政坛快车道。当时倒数第二的是邓朴方。中共从1987年赵紫阳主持的十三大开始实行对中央委员进行差额选举。

　　外界感叹，要是候补委员少一个名额，或习近平被差额掉，也许今天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就另有其人了。

　　习近平在十八大拟用差额选举目前，离十八大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然而，高层各派对政治局常委人选的争夺却没有消停的迹象。

　　日前据悉，中共王储习近平拟用各派提出的常委“候选人名单”，在十八大上最后由差额选举定夺。

　　根据习近平身边智囊建议，十八届中央委员由十八大代表选举，差额约百分之三十；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成员再由中央委员选举，差额达百分之三十和四十多。

　　今年5月上旬，近300名左右的前任中共高官、正省部级高官以及省部级以上央企负责人等齐聚北京，推选18大进入政治局以及常委会的候选人名单。

　　北京消息称，此次中共所实行的所谓“民主测评”仍然是小圈子选举，亦不准候选人做任何拉票活动，在投票之后，第一轮入围的候选人将进入名单，进行差额选举，最终决定出常委人选。

　　据称，此次胡锦涛、习近平秘密在中共高层进行的“民主摸底”，让习近平信心大增，欲在18大上尝试推行大比例的中央委员直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差额选举。

　　外界认为，习近平从农民、大队书记、副县长等一直做到总书记，履历完整。近期又收编了太子党，让中共党内臣服，自然自信十足。

什么时候中国也能象美国那样选总统？（ZT）

   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辩论于美国时间10月3日晚间举行，彭博社（Bloomberg）评论家艾明德（Adam Minter）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辩论会直播时并未引起中国太大的反应，甚至有官方媒体批评为“无聊”，但结束后的几天内，辩论会的风潮却迅速席捲全国。

   数百万中国人观赏美国大选辩论

　　艾明德指出，中国最受欢迎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提供了完整辩论过程的视频，尽管没有英文字幕的，该视频已被浏览70万次以上。稍后10月5日由香港凤凰卫视发布的中文字幕版本吸引了超过64万的浏览人次。其余门户网站亦剪辑了不同长度的辩论视频以供网民观看，虽然收视人口不如新浪或凤凰卫视，但全部加总起来，至少也有数百万的中国人观赏了这场辩论。

　　当然，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观看了全程辩论。不过，艾明德认为，从网民的评论看来，他们都看了够长的时间足以发表意见，到10月17日这天， 新浪网的视频收到1169条评论，凤凰卫视的字幕版本则有1451条。

　　中国网民对美国总统辩论感兴趣的原因，恐怕不能用单一的理由来解释。微博上有些人表示，他们想透过观看辩论学习英文，也有人说，他们喜爱这类带有火药味的政治拳击赛，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美国经济政策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乃是许多中国人所密切关注的。

　　此外，艾明德也提出，这可能与奥巴马本人的政治魅力有关。即使有些中国人不太喜欢他的中国政策，但奥巴马在中国仍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他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人生经历吸引了众多的中国平民。中国是个裙带关系国家，社会阶级流动迟缓，也不容易打破，奥巴马的明星光环和逆流而上的故事势必鼓励许多人。相对地，美国副总统的辩论会在中国便不受瞩目。

　　辩论会为中国不透明、守口如瓶的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在非民主的中国，公开为政策辩论是新奇的。艾明德引用的来自广州的“伊蓝cherry”的博文说：“电视辩论真精彩，想想中国领导人何时也能这样不看稿子政治透明化，也能直面这些最民生最敏感的话题，还是支援奥巴马，只是这四年在忙着收拾小布希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罢了。”

　　第一场奥巴马表现得不够好

　　第一场辩论会结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立即为两位候选人的表现进行分析，受访的南伊利诺伊卡本代尔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教授托德‧格雷厄姆（Todd Graham，音译）认为，罗姆尼的优势在于他论证顺畅、知识渊博，且不迴避问题，但他自信满满的态度和流利的口才可能会为他带来“油腔滑调”的质疑。

　　奥巴马的优势则是他一次又一次提到关于税收、削减赤字、权利法规和医疗保健，格雷厄姆指出罗姆尼几乎没有细说他如何管理这些重要领域。但问题是，即使奥巴马提出了意见，但未能对罗姆尼造成有效打击，以至于罗姆尼在多数时刻能站在上风，格雷厄姆总结，这并不意味罗姆尼获胜，只因奥巴马表现得不够好。

　　此外，奥巴马的态度也被部份分析家批评，他较少正视罗姆尼，或偶露不耐，显示众人对其傲慢言行的反感。过去四年来，鲜少有人会对奥巴马进行如此直接且露骨的政治交锋，但罗姆尼历经初选近20场的辩论，早就被磨练习惯，可见辩论会亦呈现了两人的风度。

　　“这种透明的民主在吾国是看不到了”

　　不论是美国或中国，11月都将有重要的政治事件产生。美国总统大选于11月6日举行，两天后，决定中共权力布局的18大也将登场。艾明德认为，美国开放、透明且可受公评的政治运作机制，是中共神秘又寡头的18大最讽刺的对比。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谁会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更遑论选择的方式是什么，决定权被掌握在少数人身上。

　　上海微博使用者“风易归来”苦涩地感概中国政治，并称赞美国：“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无论是罗姆尼还是奥巴马，他们的表现都完全配得上总统这个位置。一个州长可以戏嚯挑战总统的财税政策，这种透明的民主在吾国是看不到了…人家是良性循环，我们还在历史的闭环里打转，死就死吧…”

　　也许这样高度称赞辩论会，会让很多美国人觉得天真，但艾明德说，中国人的赞嘆是真诚的，他们仰慕美国成熟的政治体系，人民的意见可以真正主宰选战，另外，开放的媒体环境也让美国人能第一时间获取辩论的精辟分析，这与中国大大不同，中国的媒体是封闭的、是被官方掌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民所能得知的仅是共产党的优先事项。

　　一位侨居加拿大，暱称“似曾相识KEN”的中国人也抱持相似看法，他在微博上感嘆地说：“罗姆尼和奥巴马首次电视辩论，每人说话时间都精确计算，现场直播就配好延时字幕。辩论过后CNN马上就其中每一个论据的真实性进行检查，告诉观众孰真孰假。嘉宾评论，主持人分析形势，很快註册选民调查就出结果。我在想多久才能看到我国以这样公开透明的方式选出自己的领导人，而非提前预知指派结果。”

　　“似曾相识KEN”的问题并不会成为今秋中共18大的议题。但是，艾明德正面地认为，只要中国媒体继续播放辩论会，而且审查制度也允许的话，微博上就会出现更多关于民主的提问，这些声音将是推动中国改革的重要力量。

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中共并不遥远的教训

唐开宏，他在开篇中讲到，“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分别发表了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题目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后者的题目是《又见〈红色高棉〉》。”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作者评论道，两篇文章都联系中国实际做文章，可见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

为什么不能建“文革博物馆”？

如今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又见〈红色高棉〉》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唐开宏表示，不言而喻，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唐开宏评论说，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他对此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是波尔布特的后盾

唐开宏提到，在《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个是：1975年，“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唐开宏评论说：“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一份出卖侨胞的血腥协议
在《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中共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 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唐开宏表示，从这些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共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像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唐开宏最后评论道：“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汪洋再推反腐“杀手锏”

近日，大陆媒体报导，广州市准备在南沙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试点工作，积累经验。此举被认为是汪洋主政广东省的又一反腐“杀手锏”，是对十八大拟推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呼应。


《南方都市报》讯21日报导，广州市纪委透露，已经在广州南沙新区部署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试点工作，将以点带面推进。对于是否推行财产公示，尚无具体信息。

在十八大前夕，建立中共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再次成为大陆媒体的热点。大纪元获悉，中共高层拟在十八大继续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但困难重重，要分多年完成，目前姿态的成分更大于实质内容。

汪洋在广东高调反腐

今年2月起，广东开始启动一项名为“三打两建”的专项活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主导下，一场反腐风暴席卷广东省官场上下。曾有海外中文媒体报导，数百名官员在广东的这场反腐行动中被“双规”，查出官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腐败链条之长、贪污级别之高震撼官场，众多广东官员人心惶惶。

《南方都市报》报导，广东“三打两建”行动进行半年来，截至8月15日，全省共挖出充当“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1,931名，其中包括厅级干部6名，处级干部126名，科级以下干部1,799名。

“三打两建”被喻为广东的“打黑”运动，属于十八大的政绩工程。今年中共两会上，被问到政治改革方面的问题，汪洋回答记者说：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后记：在汪洋身上，我们似乎能期待到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反腐倡廉运动，将从南疆开始席卷中华大地。

汪洋与温家宝政改“南北呼应”

外界认为汪洋受到胡温力挺，自主政广东后力主改革。

17大后，胡调派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接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到广东就再度发起“解放思想”运动，矛头直指老的政治衣钵，触动保守派在广东庞大地方利益集团。汪洋当时喊出了“杀出一条血路”。胡锦涛近两年内三次视察广东，力挺汪洋和“广东模式”。

温家宝一向中共提议政治改革，汪洋跟随采取具体行动。汪洋在广东搞的“幸福广东”、“腾笼换鸟”、“乌坎选举”等事，受到大陆媒体的吹捧。

分析认为，汪洋的反贪政绩与其他各省市相比，也是首屈一指，在十八大竞争中占据主动位置。脚踩贪官，汪洋向广东官场挥下重重一刀，不仅可平民愤、亦可得民心，更可为十八大入常有力一搏。

被吹捧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凤阳小岗村现状很凄惨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2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不幸的是穷农户们打不起电话），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只知自私自利的小岗村人，不知道爱惜集体财产，将卫星接收天线装制两个“大锅”翻倒在招待所院内，任其锈迹斑斑。），安徽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每户一般发一桶油，当年18家按手印“分田单干”的村民每户发两桶，再加一条烟，分地时的生产队正、副队长严俊昌、严宏昌两位带头人除两桶油一条烟外，多补一箱酒），……。小岗村村民严留昌对记者说：“你们记者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　　

　　因此，主流媒体对小岗村的宣传报导同事实大相径庭！　　 

　　对于小岗村的实际现状，非主流媒体描绘出来的完全是一幅“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令人愉快不起来的画面：　　 

　　1. 2004年被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在向安徽省委领导如实汇报小岗村的发展现状时说：小岗村这些年几乎没有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贫穷落后”，现状是“温饱有余”。　　

　　2. 小岗村村民严宏俊（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　　 

　　3. 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经总结说：改革20年后的小岗村只有8个字可以形容——“江山依旧，旧貌犹存”。　　 

　　4. 南京农业大学陈文林教授认为：小岗现在应该是“落后”的代表！　　 

　　上述主流媒体的宣传报导和非主流媒体的说法，谁正确呢？11月9日，主流媒体新华社无意中做了结论：“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说法是正确的！　　 

　　11月6日，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不幸去世。11月8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岗村公墓。11月9日早晨，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标题是：《“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消息中有如下两段话（着重号系引者加）：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宣传沈浩的政绩，但是，无意中把树立小岗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所有权贵精英送上了政治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树立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领导人亲临视察，得到社会多方的无偿援助，在给中国农民做了26年的光辉榜样之后，到2004年“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权贵精英们把这样落后的村庄作改革典型强加给中国农民，简直就是要广大农民向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学习看齐，在“人心涣散”的“很穷、很乱”的状态中南辕北辙式的“奔小康”，也就是要广大农民继续穷困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过了30年，象小岗村这样分田到户的农村，至今没有一个村庄是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小岗村得到了那么多的无偿援助都达不到“小康”水平，那些根本得不到无偿援助的众多村庄怎么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呢？）！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奔小康”的大有人在！——黑农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等等、等等。　　 

　　是小岗村人本身属于扶不起来的讨饭叫花子呢，还是权贵精英们支持小岗村人分田到户是造成小岗村“人心涣散”、“很穷、很乱”了26年的根源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中国的古人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因此，只要我们把南街村和小岗村加以比较，就可以看个清楚明白！　　

　　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象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进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进到了合作化集体干！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了林、田、路、电、渠、水、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最近几年小麦亩产都在450千克以上；村办集体企业26个，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工副业生产，1991年村办企业产值达亿元以上，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集体免费给村民供给水、电、气、食用油、面粉、鸡蛋、啤酒、节假日食品；儿童免费入托入学；村民防疫治病、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每年村集体承担的免费款额达400多万元；村民住宅楼每户建筑面积92平方米，每套三室（二室）一厅，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统一配备；村民生活正在阔步迈向城市化。村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大幅度提高，学雷锋、树新风、讲奉献已蔚然成风，村民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每年不少于2.5万人次；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活动深入人心。（见《南街村简介》1996年）　　

　　坚持走合作化集体道路的南街村，经过17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进步，依靠发展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在1995年就已经基本上“奔小康”了。坚持走分田单干道路的小岗村，扛了26年“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大旗，在2004年仍然“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 

　　过去，权贵精英们不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叫得震天动地吗？！现在，面对实践对小岗村走分田单干道路和南街村走合作化集体道路检验的结果，权贵精英们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敢于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吗？！　　 

　　沈浩看到了小岗村的症结所在！他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体经济壮大的”这一最顽强的事实。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说：　　 

　　“第一. 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对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对做好农村工作至关重要。’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 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通过教育，转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传授发家致富的技能本领，提升农民的文化层次和诚信道德意识。教育的方式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可以采取培训授课，也可以采取示范引导，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对农民开展教育，提高教育效果。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基于上述正确的认识，沈浩有意带领小岗村人通过走发展集体经济致富的道路。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沈浩作了以下尝试和实践：　　 

　　1. 在2004年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告别南街村时，小岗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说：“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沈浩承认：“当时考察完后，大家都觉得很惭愧，小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就开会讨论，下决心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　　 

　　2. 在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春节后要把小岗村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在“合地”动员大会上，沈浩向村民们保证“土地拿上来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农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过年期间“好好议议”，年后就动手，正月十六开始盖农贸市场。　　

　　3. 沈浩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两年前他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因为“小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村民以前吃不饱饭，现在有饭吃了就满足了，再加上媒体不负责地吹捧，让小岗人麻木了。”　　

　　虽然沈浩关于“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的愿望和理想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却是很难实现的！他低估了以下两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1. 1978年，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单干”的。将近30年来，靠按手印走“分田单干”道路而出尽了风头、捞足了各种荣誉和实惠的严俊昌们，可以赞美“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但是，绝对不会否定自己、支持沈浩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将近30年来，先富起来的、在主流媒体上大言不惭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动腐朽信条并官居小溪河镇副书记的严德友们，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将近30年来，外界对小岗村的无偿援助使小岗人坐享其成惯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实现不劳而获，完全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句话，小岗村是权贵精英们培育出来的一株浸透了自私自利剧毒的懒惰乞丐之花！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张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得不到小岗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合地”动员大会刚开始不久，当年小岗村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俊昌悄然离开了会场，而不少村民在场内四下打听，关注春节村里会发给自家多少食用油！　　 

　　2. 1978年，小岗村被权贵精英们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理由，正是“分田单干”！沈浩认为小岗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明星村的原因，正是当年的“分田到户”！不管沈浩的主观愿望多么地美好，出发点多么的符合现实事实，结论多么地实事求是，客观效果和结局是同树立小岗村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唱对台戏，对着干，“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的必然结果是回归集体，因而是“砍旗”行为！虽然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看，小岗村都是树立它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沉重包袱，但是，坚持分田单干“30年不变”且一贯自命完全正确的权贵精英们还是要維护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就象维护五毒俱全的制造“傻子瓜籽”的年广久一样。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主张，是得不到维护小岗村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认可的，他们只认可资本兼并土地的“土地流转”之类的改变。　　

　　因此，虽然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户们的爱戴，3年期满后98人按下手印，极力挽留3年，第二个3年期满后，183人按下手印，还想再挽留3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壮志难酬，最终酿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结局！　　 

　　安徽省先后派5名干部到小岗村任职，只有沈浩得到小岗人的信赖。　　 

　　造成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民们爱戴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关心贫穷农民，在自己的权限内尽力为他（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新华社的消息列举了以下事例：　　 

　　“‘沈浩在小岗村挂职这6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除了外出开会、招商，基本都在村里，哪一年春节都忙到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年初二又回到村里。’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告诉记者：‘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　　 ...

　　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　　 

　　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　　 

　　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追忆起沈书记，村民们无不动容。88岁的邱世兰哭着说：‘沈浩真是好人啦！要是能用我的命把这好孩子换回来就好了！’她顿顿手中的拐杖。‘这拐棍就是他回省城给我带来的，说碰到我时发现那根烂了，不好用，怕我跌倒摔着了！’　　 

　　2005年一天深夜，小岗突降暴雨。困难户徐庆山突然听见有人喊门。探头一看，光着脚的沈浩满腿烂泥、浑身透湿站在门外。原来沈浩担心徐庆山住的房子是危房，经不起狂风暴雨，帮他找好临时居所后，连夜来喊他立即搬过去。　　

　　严俊昌说：‘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造成沈浩悲剧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在主要问题上实现：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他渴望通过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带领小岗村贫穷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和理想，不仅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还要被迫违心的不得不为资本所需要的“土地流转”、“公司＋农户”等忍辱负重，劳累奔波。渴望实现愿望和理想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压抑痛苦的悲凉心情无处倾诉，和新生资本家在谈判桌上的周旋、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酒桌上的过量应酬，被人间佳酿焚毁了他45岁的生命之花，11月5日晚上睡下去睡着了，但却是永远地睡着了，再也醒不来了！沈浩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人，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睡梦中带着他不能实现小岗村贫穷农民们“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的壮志夙愿、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万分的无奈去了，睡梦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寄托他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的私欲泛滥成灾的世界，睡梦中悄然无声地离开他为实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和理想进行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特色混沌的世界，睡梦中悄不言声地离开了他90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子女儿等亲人们生存的世界！沈浩走的突然，为他的亲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沉痛和哀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盘点美国历史上总统候选人最关键的电视辩论

周三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得到了CNN的即时转播，人们可以通过iPhone、iPad、Android等应用程序观看，还可以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分享自己的评论。这种一对一的挑战赛形象地呈现了两个候选人的性格特点，具有其他宣传方式无法替代的效果。那么，电视直播总统竞选辩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下面是美国历史上10次关键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1960年 - 肯尼迪与尼克松的首次电视辩论



在广播中，肯尼迪和尼克松不分上下，有些人甚至更倾向于尼克松。但是在电视上效果截然不同，肯尼迪看起来充满活力，尼克松看起来却很糟糕——化妆很差，看起来身体不好，脸色发黄，满含轻蔑。

1976年 - 卡特与福特：结束苏联统治的东欧？

在第一场辩论中福特做得很好，但在第二场辩论中，他被问及苏联统治东欧的问题，他的回答难以理解。当普通民众观看辩论时，他们不觉得福特表现很差。但是有人指出来这个缺陷，说他似乎不明白冷战中的东欧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人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1980年 - 里根与卡特：“你又来了”



1980年的大选中，卡特准备就医疗保险等问题攻击里根，对里根说：“你这样做了！你那样做了！……” 里根则幽默的回答，“你又来了！” 这个回答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卡特的进攻。

里根在辩论结束时问：“你现在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 这个问题引发人们思考，过去四年间的经济情况使很多人的家庭、工作、生活受到影响。这个问题从而塑造了一个清晰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根最后说：“如果你过得更好了，那么请投票给卡特先生。如果没有，你还有另外的选择，那就是我。” 而卡特的结束语则显得平平。

1984年 - 蒙代尔与里根

在里根和蒙代尔的第一场辩论中，里根显得年纪很大。当时，他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博士候选人。人们觉得他的年龄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在第二场辩论中，人们问他，“你觉得年龄是一个问题吗？” 里根早有准备，于是回答说：“我不会利用我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 这个微妙而幽默的回答为他赢得了大选。

1992 -- 老布什与克林顿



1992年老布什和克林顿辩论时，老布什去看自己的表，似乎感到很无聊，并不关心辩论。后来他说自己当时在想，“我讨厌这样的辩论，终于快结束了。” 克林顿在辩论中显示他与普通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他离开麦克风，在舞台上走动，而布什则僵硬地看他的手表。克林顿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大选。

1992年 - 斯托克代尔与戈尔·奎尔：“我是谁吗？我为什么在这里？”

1992年，小罗斯-佩特罗 （Ross Perot）选择了斯托克代尔（ Stockdale）作为他的竞选搭档。斯托克代尔在辩论表现得似乎不属于那里，似乎是其他辩论者的旁观者。他说：“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 人们不得不质疑 佩特罗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人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2000 - 戈尔叹了口气

戈尔在和小布什的辩论中似乎占了微弱的优势，他的表述更清晰。但是，辩论结束后，一架摄像机捕捉住了他叹气的镜头，他似乎很恼火。后来，电视不停地播放这一镜头，喜剧演员们甚至模仿他。于是人们开始觉得戈尔是易于生气的人，这对他的竞选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成为云南红塔集团对云南白药股权交易毁约的借口

   陈发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知名人物。这位福建首富由于擅长于通过股权交易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其身价暴增，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巴菲特，甚至有了一个“陈菲特”的外号。但是，3年前他对云南白药的股权投资却使他陷入了一个麻烦之中，他向云南红塔集团已经交付了购买云南白药股权的22亿元巨款，却被对方以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而长期拒绝股权交割，无法成为股权的所有者。为此，陈发树将云南红塔集团以及其上级单位中国烟草总公司告上法庭，目前法院一审已经结束，双方正在等待宣判。

    其实，这起案子虽然已一拖3年，但案情并不复杂。陈发树和云南红塔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由红塔持有的云南白药国有股，在协议签订后，陈发树迅速将交易款交付。至此，陈发树方面其实已经完成了协议规定的法律义务，但是，他却一直未能收到对方的交割股权，直至告上法庭才明白，原来协议中的一个附加条款暗藏玄机，红塔方面由于转让的股权是国有股，因此“须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方能实施”，正是凭着这个条款，红塔的上级单位中国烟草总公司——这个与国家烟草专卖局两块牌子、一个班子的机构——以国有资产的代表身份，一直未能批准这份协议。但按照协议，即便如此，红塔方面也应该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陈发树，并将陈发树已经支付的收购款项退还给他。

    现在，纠纷既然已经闹上法庭，等待法院判决是双方共同的选择。围绕着这起案件，法庭上曾经出现了中烟草是否为合适的国有资产代表者的争论，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即使中烟草的代表权被否决掉（这事实上不大可能），红塔持有的这部分股权仍然是国有股，它终究能够找到合适的代表者，那么，这个现在潜藏着的代表者是否能够爽快地批准这起股权交易，仍然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既然红塔和中烟草方面提出的质疑是涉嫌“国有资产流失”，那么，这个问题对于其他的代表者来说，仍然是必须重点考量的。

    很显然，透过陈发树收购云南白药受阻这起案例，我们清楚地看到，横亘在陈发树面前的是一道“国有资产流失”的鸿沟。确实，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国有资产的掌门人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捞取个人利益，导致国有资产被贱卖，腐败问题丛生。但是，这种问题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国有资产的交易不透明，未经过资产评估机构严格评估，或者即使有也只是走过场，一切全凭国有资产掌门人一个人或由其组成的小团体说了算。只要严格地经过了市场，以国有资产形式出现的国有股权完全可以得出一个合适的价格。比如，陈发树以22亿元拿下云南白药12.32%的股份，其购入价虽然略低于当时云南白药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但考虑到这是一笔大宗交易，在现有市场条件下，红塔很难将其直接在二级市场上抛售变现，因此这样的价格是合适的，充分考虑到了交易双方的利益，谈不上所谓“国有资产流失”。

    这起交易之所以受阻，问题的关键之处是，陈发树与红塔的协议签署以后，其交易标的云南白药在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出现了快速上涨，按照现在的股价，再算上这期间的现金分红和送转股，陈发树购买的12.32%云南白药股份如今已升值至50亿元。正是这种变化导致红塔方面或者它的上级单位心生悔意，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其实只是一个借口。但是，市场交易最为重要的就是诚实守信，既然协议已经签订，就应该切实执行，红塔方面以一个高蹈的借口拒绝执行协议，并不合乎市场法则。其实，尽管云南白药股价出现了上升，但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现实，正是由于陈发树与红塔签署的这份股权转让，成为推动其股价上升的一个强劲的题材。而红塔方面在明知协议难以被上级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迟迟不告知陈发树并退还款项，亦不能排除是想借助陈发树在二级市场上的“名人效应”，继续让其持有的云南白药股票出现拉升。这种为一己之利而无视对方权益的行为，同样是不符合市场法则的。

    类似陈发树与红塔因为股权交易而产生的纠纷，在当下的市场里已经发生过多起。数年前的盐湖钾肥事件是这样，今年发生的“王老吉”商标风波中同样反映出这方面的问题。一个民营企业购买国有企业的股权、商标以后，其股价和商标价值出现上升，原主人以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撕毁协议，甚至将当时购买国有企业股权的对方以“侵吞国有资产”的理由绳之以法，这都形成了对市场交易的干扰。国有资产在市场交易中，应当以一种以其他形式的资产平等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凌驾于其他资产之上，更不可以超越市场法则。只有这样，市场交易才能正常进行。“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成为正常的股权交易毁约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一顶政治帽子。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局面对国有企业调结构、促转型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这需要国有资产管理者以更积极的姿态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以政府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转向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当前亟需引导民间资本重回投资领域，靠民间资本来创造就业、创造利润、创造增长。而像陈发树受阻于红塔这一事件的发生，并且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未能妥善解决，对于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提振目前疲弱的经济，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信号。

    一再发生的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交易纠纷，也提醒我们，不仅要扫除“国有资本流失”这种政治帽子，而且应该从技术上建立起壁垒，防止交易中一方的随意毁约。比如，就这起案子来说，在陈发树与红塔签订云南白药股权转让协议后，云南白药股票应随之停牌，直至股权交割、交易完成后再行复牌。这样，交易价格就可以锁定在协议签订时的位置，也可以防止内幕交易的发生。

网传王立军叛逃10个小时行踪

   近日，网上有传言，号称揭露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叛逃的10个时程行踪

    一：2月6下午5点，王回到住所。监视人员报告：一切正常！遂将六个监视组撤回三个，留下三组分布为楼前楼后各一组，另一组机动。每组三名监视人员。

　　二：王自窗口观察半小时，判断警戒放松，立即化妆成老妇模样，启动早已备好一辆普通牌照汽车，从容驶出。换上重庆公安车牌，疾驰而去。

　　三：美国总领事曹操及几位付领事已等候多时，并在会议室接待王立军，王立即提出了口头政治庇护申请，庇护证据：王部下被密捕刑讯致死照片，及由他人口述的薄熙来安排杀害王立军计划的影像数据。数据显示：方案含自杀，车祸，人间蒸发及制造假案将王击毙于逃跑途中。

　　四：王与美方深入交谈后，美方表示：我们接受你的政治庇护申请，但批准与否要向北京骆家辉大使报告。请你理解。美国大使骆家辉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接到了成都总领馆电话报告。骆立即向白宫报告了详细情况。王立军此时在美方安排下，用暗语向家人报了平安。

　　五：北京时间7日早晨5点，美国大使骆家辉正式通知成都总领馆：白宫已经拒绝了王立军的政治庇护申请。但美国政府全权委托骆家辉大使给与王立军以可能的人道帮助。7日晨6点。美方官员陪同王用早餐，并一起讨论如何帮助王立军。王自己提出：向中央投降，不向薄熙来投降。

　　六：王立军向美方解释：我是为躲避薄熙来的政治暗杀，才躲进美国领事馆的。经讨论，美方也认为这是唯一一种中方可能接受的理由。北京时间7日上午8点，骆家辉大使通知中方。中方立即派出国安部飞赴成都，任务：安全接回王立军，并以王为由，彻查薄熙来及黄奇帆极其部下。

　　七：北京时间7日晨7点，监视组发现王已失踪。薄熙来立即通过北京线人，得知王立军已逃入成都美国总领馆。立即指派黄奇帆带领70辆警车，浩浩荡荡杀奔成都。面对重庆警方包围，成都美方立即通知北京骆家辉大使，大使随即通报中方重庆警方已经包围美国成都总领馆。

　　八：中央闻讯大怒，立命四川省委书记负责王立军及美国总领馆人员安全，命令四川省国安，警方立即出动，驱逐重庆警方，等待中央领导到场处理。北京时间中午12点，黄奇帆所率重庆警方被驱离成都。下午2点，郭强率中国国家安全部精干人员到达成都，并接管指挥权。

　　九：北京时间下午3点，郭强约见薄熙来，听取薄熙来的说明。北京时间下午4点，王立军郭强通话，转达锦涛指示：你的问题中央会秉公执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王表态：我接受中央调查，我的罪行，我不抵赖。不是我的，我绝不承认，我检举薄及家人贪赃枉法。

　　十：北京时间下午4：30/5：30分，王立军单独与美国总领事会谈一个小时并交付美方一批文件。北京时间7日下午6点，王立军独自一人走出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北京时间8日上午8点，王立军被公安部副部长亲自押送回京。

梁实秋：鲁迅是中共苏共共同制造的“著名文学家”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郎咸平：中国的光伏和多晶硅大跃进

编者注：《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10日发布终裁，决定对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板和太阳能电池产品征收大约34%到接近 47%的关税。这意味中国的光伏产业将遭到美国以反倾销，反补贴为名的全力阻击。对此，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中国的光伏产业乃至今天的光伏大战作出深入的解读。　　从20...

    编者注：《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10日发布终裁，决定对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板和太阳能电池产品征收大约34%到接近 47%的关税。这意味中国的光伏产业将遭到美国以“反倾销，反补贴”为名的全力阻击。对此，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中国的光伏产业乃至今天的光伏大战作出深入的解读。
    　　
    从2004年开始，欧洲的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呈现了高速增长态势。装机量的大幅提升推动了对光电转换材料，也就是对多晶硅需求的急速扩大，多晶硅现货价格从2005年的每公斤35美元一路攀升至2008年的每公斤480美元。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是大量投资者进入多晶硅制造业的原因。
    　　
    中国为了发展新能源，有18个省份、100多个城市把太阳能、风能作为城市的支柱产业，也叫做一把手工程。
    　　
    因为它是一个暴利行业，每公斤多晶硅可以卖到300美元，而成本才50美元，几乎是五倍以上的利润。我开玩笑说，中国什么行业最赚钱？以前说是贩毒，卖毒品最赚钱，现在看来卖多晶硅最赚钱。
    　　
    别的话不多说，就这个利润，触动了全中国的人，各省市领导纷纷下定决心，全中国开始大面积地上马，因为它不但拉动产能、拉动就业，同时还是一个暴利行业。
    　　
    那么，当大量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多晶硅制造领域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这种投产完全没有国家的规划，美国的经济发展全部都是国家的意志，发展新能源也是国家出面，认真做好规划，绝对不会造成产能过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更像是社会主义国家。
    　　
    讲得难听一点，美国是计划经济，而我们是自由放任经济，各省市地方政府爱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才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想想看，投资多晶硅一个项目要花多少钱，这些钱拿来做什么不好？你开个餐馆都比这个好。投资多晶硅，建设好了之后，中国有二三十个工厂，产能超出全世界需求量的两倍以上，这会造成巨大的产能过剩的浪费。
    　　
    这个宝贵资源本来可以做更好的产业，让我们的民营企业赚钱，进而藏富于民，结果各个地方政府为了上马新能源项目全部浪费了。而且你要投资这些项目，你向谁买技术？你要向欧美买技术，从而造成大量低碳美元回流欧美。
    　　
    中国这些投资多晶硅项目的企业，有八九成是不掌握技术的，有很多做房地产的老板也在搞多晶硅，你能相信吗？不要说各位读者难以相信，我都觉得匪夷所思。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地产商，赚了一点钱之后牛得不得了，就觉得自己是最伟大的人，什么都敢做，竟然去做多晶硅，我看他可能连多晶硅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投产了。
    　　
    多晶硅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从石英砂里提炼，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读者，中国90%以上的多晶硅工厂都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原材料必须从国外进口。我们已经开始把所谓的低碳美元向美国或欧洲回流了。
    　　
    我们没有这个技术怎么办？除了进口原材料之外，我们甚至还要进口硅废料，这个硅废料是绝对的高污染，而且生产多晶硅的过程污染是非常严重的，会产生贻害后代子孙的剧毒四氯化硅。
    　　
    你生产完了把污染留在中国，把做好的太阳能玻璃板卖到美国去、卖到日本去、卖到欧洲去，他们开始使用，利用太阳能发电，他们获得了绿色环保，我们得到的是全国的四氯化硅的污染。
    　　
    那么这几年盲目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2001年的时候，中国只有峨眉半导体厂和洛阳单晶硅厂两家企业生产多晶硅，年产量只有80吨。
    　　
    到了2009年6月底，中国已有19家企业的多晶硅项目投产，产能达到每年3万吨，而2008年中国多晶硅的总需求只有1.7万吨，而且还有十多家企业正在建设当中，也要扩建多晶硅项目，规划总产能到2011年将超过10万吨。10万吨是什么概念？超过全球需求量的两倍左右。
    　　
    2009年8月下旬，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多晶硅、风电明确被作为被抑制产能过剩的行业。
    　　
    然而，正如相关专家所指出的，国家出台产业引导政策，并非遏制新能源发展，相反，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在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只不过新能源领域出现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应该引起行业的警醒。
    　　
    尤其是在产业链分工上，不能走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道路上去，那么，中国的一些企业有没有这样的理解，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如果中国不投资这个所谓的新能源，拿着上万亿的资金给老百姓减税、给企业减税多好。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一年免税的活，就凭这一点，你知道可以拉动多少民营企业的投资？可是都大量浪费掉了。
    　　
    这种多晶硅制造的光伏发电，也就是太阳能发电，就是在屋顶上装上太阳能的面板，这个面板就是用多晶硅做的。
    　　
    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煤发电的11～18倍，是沼气发电的7～12倍，是风能发电的6～10倍。为什么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家都有财政补贴？就是因为太阳能发电太贵。中国是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花这种钱。
    　　
    　　
    全世界产值当中，能源项目只有10%，能源当中新能源只有10%。也就是说全世界产值当中，新能源的比重只有1%。
    　　
    中国18个省份、上百个城市发展太阳能，这么疯狂，就是想用1%的产值拉动中国经济。完全没有想过，这个行业是拉动不了中国经济的，但是中国现在就像疯了一样在做这个事情，这种“大跃进”的思维实在太可怕。
    　　
    现在原本已经产能过剩的光伏行业又面临了美国的重税，可以预见，中国进口的多晶硅原料本已高价，低价卖给外国，利润已经菲薄，现在面临“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本已产能过剩的多晶硅，中国消化不了，美国走投无路。
    　　
    而各地方政府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除了化作报表上几个数字装饰政绩外，对老百姓半分实际益处也没有。  

早年毛泽东与彭德怀如何结怨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许可、支持下，毛泽东及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扎下了根。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宁冈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28年12月1O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经三湾、古城到达宁冈县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在宁冈县茨坪一户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第一次和毛泽东相见。当彭德怀走进屋内时，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还操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热情地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从说这句话起，他们二人便建立了长达30余年的将帅关系。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倚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由于1930年2月24日彭德怀参与了误杀袁、王二人的行动，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成为毛泽东对彭德怀产生嫌隙和误会的开始。

    平江起义，彭德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奉命开赴地处湘鄂赣3省要冲的平江县。当时，平江县农村人口中地主约占5%，却占有70%的土地，农民终年辛苦劳作，仍然“吃的菌拌菜，穿的露脊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所以平江成为湖南农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彭德怀的一团到平江担当的就是“清乡”任务。

    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一直很赏识、器重彭德怀。彭德怀曾经建议他办一个学兵连。周磐听说一团要办学兵连，也想办一所随营学校。彭德怀就利用周磐想以此培植和扩大势力的野心，积极支持他办随营学校。彭德怀建议校长由周磐自兼，周磐提出要找一个有经验、有学识、有朝气的人充任，彭德怀便向他推荐一年前去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的黄公略。周磐很满意，就叫彭德怀写信给黄公略，要他毕业后立即回师部。黄是湖南湘乡县人，少年好学，喜读兵书，彭德怀早在1916年第一次入伍时就和他结识，当时黄公略是营部文书兼团训练队语文教员，在革命低潮时，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公略到随营学校任职后不久，共产党就控制了这所学校。1928年7月18日，彭德怀到二营视察，恰好二营营长陈鹏飞的一个亲戚从长沙来，告诉陈说，昨天长沙破坏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从被捕人身上搜出随营学校校长黄公略亲笔开具的通行证。周磐辨认笔迹后确定黄公略是共产党员。由于事态严重，彭德怀立即返回县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更怀疑推荐黄公略的彭德怀也是共产党。

    由于事关重大，当晚，彭德怀等人以探望病人为名在医院里秘密商量对策，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彭德怀主张立即举行起义，但有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提出让黄公略离开部队，就可以应付危险局面。为说服大家，彭德怀先分析他领导下的一团，认为平江周围的敌情不算严重，只要“彻底消灭城内反动武装，就能争取时间，巩固胜利”。当时，独立第五师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士兵怨气很深，这可以作为起义的导火线。滕代远也当机立断，赞同彭德怀立即起义的主张，最后他们把起义的日期定为7月22日。

    1928年7月22日11时，独立第五师一团800人，集合在平江城东门外一营驻地天岳书院操场上，誓师起义。下午1时，800勇士向平江县城进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除了城内反动军警，起义部队顺利占领平江县城。

    7月24日上午，举行士兵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五军，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下午，红五军及数万群众在平江城内月池塘举行庆祝起义胜利大会，宣告成立红军第五军，建立县工夜兵苏维埃政府。

    彭德怀际险些被叛徒枪杀

    平江起义之后，国民党调集10个团“会剿”红五军。尽管彭德怀采用“打圈子战术”，避免同优势敌人硬拼，跟国民党军周旋了三个多月，但部队仍减员1000余人。由于环境险恶，一些意志薄弱者或投机分子相继离队或叛变。红五军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彭德怀让其回家了。四大队队长李玉华假传军长命令，以打民团为名拉着全队逃跑了。李玉华叛逃后，彭德怀就命人将与李玉华串通一气的雷振辉监视起来。第二天早晨，队伍集合出发前，彭德怀正在讲话，雷振辉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对准了彭德怀。紧急时刻，身材魁梧的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许多人都惊呆了，但彭德怀却面不改色，继续讲话并明确表示：“就是剩下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后，彭德怀决定留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他自己率两个纵队800多人南下，前往井冈山，跟朱、毛部队会合。1928年12月11曰，在宁冈新城召开纪念广州起义爆发一周年和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讲话，欢迎红五军的到来。彭德怀在讲话中称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红五军向红四军学习。

    彭德怀参与了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行动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会剿”。1929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会议决定实行“围魏救赵”策略，由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还决定将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撤离井冈山，湘赣两省“回剿”军队只动用一个旅的兵力尾追红四军，以其大部分兵力从永新、莲花向井冈山推进，于1月26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总攻。守卫井冈山的红五军800战士，以轻武器和每人10余发子弹，凭借新修筑的竹钉阵和土木工事，击退了数倍于己敌人的多次进攻。后，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决定收拢队伍突围。

    4月1日，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在瑞金实现了第二次会合，毛泽东听了彭德怀叙述的井冈山失守的经过后，沉默良久，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让你们留守井冈山。4月8日，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前委同意彭德怀的提议，原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巩固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湘赣边界各县，素有土、客籍的矛盾。客籍，也就是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1929年，这种土、客籍矛盾尖锐地反映到党内来。湘赣边界特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泽东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确也有些问题，被掌权的土籍人抓住不放。1930年2月，边界特委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为口实，指责袁文才、王佐与敌勾结。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认为袁文才、王佐过去曾经做过土匪，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就决定采用行骗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特委负责人连夜报告彭德怀称，袁文才勾结反动民团，背叛革命，边界党有一网打尽的危险，必须抢先动手诛除袁王，请求红五军出手协助。彭德怀起初并不相信，在来人的反复劝说和要求下，彭德怀派出了两个大队（相当于两个连），并反复告诫：一定不要动枪，要抓起来谈判。

    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里。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王被杀，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根据地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后来，彭德怀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不久，王佐的哥哥王云隆，袁文才的妻叔、袁部骨干谢角铭收集残部并“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后来，红军多次力图恢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井冈山才回到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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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上官婉儿的最终结局

    上官婉儿，又称上官昭容（公元664年－公元710年），唐代女官、女诗人、唐中宗昭容。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三门峡）人，宰相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获罪被杀后随母郑氏配入内庭为奴。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为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唐中宗时，封为昭容，权势更盛，在当时的政坛、文坛有着显要地位，曾建议扩大书馆，增设学士，在此期间主持风雅，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集其门。开元初年，唐玄宗派人将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作序。此集今佚，《全唐诗》仅收其遗诗三十二首。

    上官婉儿出生时全家遭遇了一场血腥屠杀，死时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她的一生可谓传奇，其才华诗文不让须眉男子，其人品功过颇具争议。有人赞其文才，有人批其淫媚，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而她与武则天长达二十七年的共处亦让后人津津乐道。那么上官婉儿是怎么死的呢？笔者通过史料得知上官婉儿的死因：

    婉儿长于掖庭，一生跌宕起伏，历经四朝，经历了武则天革唐立周、中宗复辟等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她从一个婢女逐渐登上秉国权衡的舞台，远非一般吟诗作赋的小女子，绝代才华的另一面是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政治手腕。

　　虽然上官婉儿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周旋在武则天、韦后、李隆基等各大政治势力之间，并借此掌握国家大权，但她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昭容，没有自己的势力，朝堂上的风起云涌也让她疲于应付。景龙四年（710年）5月，唐中宗突然死亡，这让上官婉儿感到了危机。韦后意欲独掌大权，让婉儿起草一份遗诏，第一，让十六岁的李重茂接班当皇帝；第二，让韦皇后辅政，就像当年的武则天一样，裁决军国大事。但婉儿并不认为韦后有足够的能力掌控大局，李唐皇族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李重俊的政变已经给了她足够的警示。于是婉儿联络了太平公主，此时的太平公主在朝堂中已是举足轻重，她也乐意与婉儿合作，于是二人连夜起草好了一份遗诏。遗诏重点内容一共三条。第一条：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第二条：韦皇后知政事；第三条：相王李旦参谋政事。然而韦后并不满意，她准备效法武则天当皇帝，将台阁政职、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这无疑令李唐皇室感受了巨大的危机，太平公主与临淄王李隆基决定先下手为强。7月21日，李隆基引兵杀入内宫，声称“韦氏毒死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大部羽林军临阵倒戈，韦氏一党来不及反应，尽数被杀，史称“唐隆政变”。而与韦后关系过密的上官婉儿也在诛杀之列，婉儿执烛率宫人迎接，并把她与太平公主所拟遗诏拿给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刘幽求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深知其左右摇摆，此时若放过，定后悔无及，遂斩于旗下。那一年婉儿46岁。

    其实上官婉儿在政变中计划十分周密，她早早就联络了太平公主。然而她没有算到引兵攻入宫中是英武果敢的李隆基，李隆基虽与太平公主一起对付韦后，但二人实则各怀心事。此外，婉儿一次又一次地在政治斗争中左右逢源，固然说明她心思的聪明，但也暴露了她政治道德的弱点，她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节操和政治立场的人。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婉儿聪明反对被聪明误，她手中的遗诏非但没有成为救命稻草，反倒成了刺向她自己的一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