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打虎三大撒手锏：伏虎收网精准秒杀无一失手

杨卫泽、马建、陆武成，“开年三虎”的落马拉开了中纪委新年的打虎序幕。

　　下一个老虎如何收网？

　　回看过往的“打虎成绩单”或许能找到答案。

　　2014年，68名中管干部落马。论频次，平均每月拿下3虎；看层级，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和苏荣等4名副国级以上官员赫然在列。从中亦不难看出：中纪委打虎已然形成了三种策略—调虎离山、剪其羽翼与精准秒杀。这三大“撒手锏”或因时而发，或相互配合，伏虎收网无一失手。2015年，这些利器或将再次出鞘。

　　调虎离山：

　　引出老巢，致命一击，打破“平安着陆”假象

　　1月16日晚，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落马。此时距其离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刚刚一个月。

　　追溯打虎历史，这种一调任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履职国资委主任半年即被调查。

　　事实上，调虎离山之计是有着精妙的战术计算的。有些“老虎”本处于党政军权力运行的核心岗位上，在信息获取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不管是其利用职权打探消息，还是隐匿销毁证据，都会干扰办案、增加工作难度。譬如霍克所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直接负责中枢文件运转、最高层会议安排等机密业务。调其离开老巢，无疑是一招妙棋。

　　除了调离老巢，以利办案之外，调虎离山还给“老虎”们制造了“平安落地”的假象。或是在平级调动、退居二线之后，亦或是在提升调动之后，“老虎”一般总会按“老黄历”来算账，于是就不免认为自己“过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现实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平安着陆”，也没有什么“过关”之说，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贪官们莫再心存侥幸。

　　剪其羽翼：

　　外围入手，抽丝剥茧，对准“大老虎”

　　在围猎“大老虎”、调查窝案时，中纪委的第二个“撒手锏”就派上用场了。

　　“大老虎”们往往深耕官场数十年，能量惊人。有的甚至还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俨然成为“山大王”，对中央的政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阳奉阴违。对待这种目标，如贸然出手，难免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风险。这时，就需要从其外围入手了。

　　2014年，山西“塌方式腐败”、四川官场地震、中石油系列腐败等案件一查一串、一端一窝，令人触目惊心。而在这些窝案的背后，往往有着 “大老虎”的身影。

　　以山西为例，半年内有4位省委常委、7名省部级干部落马。再加上一些落马的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官员，就构成了媒体所称的“山西帮”。其中，曾贵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尤其引发关注。据其工作履历显示，令计划曾在山西工作7年，其兄令政策也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所谓“射人先射马，打虎先拔牙”，中纪委的这种打虎节奏和次序确实有着精密的考量。外围深挖是第一步，从多个“阵线”搞清楚低阶官员的关联案件，获得相对确凿的证据和关联案情后，才会慢慢合拢、收网，对准“大老虎”。

　　近两年，无论是端掉以郭永祥、李崇禧、冀文林等为代表的“秘书帮”，还是捣毁包括蒋洁敏、王永春等在内的“石油帮”，中纪委莫不都在精心下着“你懂得”的“大棋”。而到了收网之时，遂青锋出鞘，一击中的，绝不拖泥带水。

　　精准秒杀：

　　“磨刀”声不响，手起刀落震慑贪官

　　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成为中纪委拿下的新年首虎。虽然此前已有不少传言，但杨卫泽此次被查，再次延续了高官被查前“毫无征兆”的特点。

　　遭如此精准秒杀的“老虎”，杨卫泽并不是第一个。被组织调查前不久，谭力还在外省打高尔夫球。韩先聪则在落马当天，手机信息还显示中午和晚上各有一次饭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属“岭南虎”万庆良，就在被查前几天，他仍去私人会所大吃大喝，顶风作案。

　　在中纪委的秒杀面前，一个个省部级高官被撕下骇人的面具，颜面无存。难免有人感慨，在反腐的“秒杀时代”真是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啊！不过，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事儿你慌啥？看来，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人心惶惶是假，有力震慑住了贪官倒是真的。

　　所谓“磨刀”声不响，“秒杀”才更给力。从过往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问题官员已经从“单打独斗”逐步转化为“拉帮结派”，贪腐官员之间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因此，纪委在查证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响起“磨刀声”，再想“秒杀”就难上加难了。

　　而一旦磨好了刀，多则几个小时，少则分分钟，那些“威风凛凛”的“老虎”就束手就擒了。

海外报道马建被查引爆关于黑档案库的惊天内幕

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调查，另一个副部长邱进亦被传落马，引发中共国安系统大地震。近日有港媒爆料，二人被查表面上是因为贪腐，实际背后牵涉巨大政治黑幕。周永康曾经指令国安部秘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党政高官私人信息档案库，被称为当代〝百官行述〞，而这个计划的执行者就是马建和邱进。

据海外最新一期博讯杂志报导，周永康自2007年出任政法委书记以后，表面上以维稳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暗中密令安全部利用其拥有最先进的侦察技术手段，建立了一个针对全国厅局级以上干部的秘密档案库，而这项工作正是由分管反恐和反间谍工作的马建和邱进负责。

报导引述北京知情者的说法称，这个秘密档案库恐布之处，不但在于收集全国听局级以上官员的个人信息资料，更在于有必要时通过反间谍侦听手段，收集相关官员的言论，而且记录在档，其方式与70、80年代前苏联克格勃( KG B)对国内人民的监听监控做法无异，沦为变相的国家恐怖主义。

消息指，直至周永康下台时，该档案库还在不断扩充完善中。入档者不但有全国各地的省部级、厅局级官员，还有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政协、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数以万计官员政要被列入其中，甚至包括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李克强在内。

更为惊人的是，报导指这个黑档案库在周永康与时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剖等人结成政治同盟后，被双方共同利用，为上千名他们认为是〝异己势力〞的官员作了标签，收集他们的不利材料，其中包括前任中共常委与现任中央常委，必要时即可放出，致这些政坛对手于〝死地〞。

据知情人的披露，安全部的这个〝秘密情报库〞在周永康刚倒台之时・还没有被当局发现，加上又是在安全部〝反间谍情报工作〞的幌子之下，当局一直未能注意到。直到高层决定对令计划进行调查后，才在对令计划本人审查过程中，逐步揭开了这个惊天黑幕。

据说马、邱两人还向周提供涉外安全情报，供周与第三国情报高官〝交流分享〞。这使得习近平对安全情报部门极不放心，下决心彻底改组清洗国安系统。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完全抛充邓小平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完全抛充邓小平。 毛泽东对刘少奇是基本抛充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邓小平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

一是邓小平历史清楚。邓小平一直与毛泽东在一起，后来主要在军队工作。没有刘少奇复杂的白区工作历史。

二是邓小平历史上是“毛派”，他在中共建政前后许多关健时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充当着一线先锋的角色，并且从来没有夺权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邓小平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亲自主持落实把很多人打成“右派份子”和“右倾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与苏方针锋相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象，使毛泽东大为满意。他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坚决支持者和实践者。

三是邓小平没有拉帮结派。刘少奇被毛泽东警惕一个很大因素是中共建政后他在白区工作时的人进入了中央管理层，形成了事实上的刘少奇派。而邓小平与高岗、林彪、刘伯承、粟裕等高层都有交恶。由于没有担任军队职务，他第二野战军的班底主要将领都转向了贺龙、叶剑英和林彪。这一点让毛泽东放心。

四是邓小平只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刘少奇是一线领导的一把手，而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只是执行机构。既使出现问题也不需要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弱化了他的问题。

五是邓小平不属于刘少奇体系，他虽然在高岗和铙漱石的问题上站在刘少奇一边，但在反右中积极，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在四清中态度与毛泽东相近，在彭真的问题上没有搞到一起。他基本属于红区派，与周恩来等代表的“留法派”也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六是邓小平会检讨。如果看过《邓小平的检查》、《我的自述》和他给毛泽东的几封信，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和真诚认错，以及他的“永不翻案”决心令人感动。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几次复出是周恩来的功劳，其实是一种误读。虽然邓小平与周恩来都属于留法派，但邓小平与周恩来是一种貌合神离。周恩来曾多次批判过邓小平，而邓小平对周恩来的“错误、过失”讲的比较深刻。

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邓小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谈“过失”，其实等于把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划了等号。

周恩来虽然没有在邓小平专案批示中像刘少奇那样写下“此人该杀”，却没有给邓小平结论留下多少余地。

由于文革中提出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多人都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绑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人仅仅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在一起，政治上、组织上、历史上并不属于一派。由此作为国家掌门人的毛泽东，对两个人的处理上也不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派组织或高层领导公开提出过为刘少奇平反，包括曾经重新出山的邓小平。 毛泽东作为中共一把手，文化大革命的任何错误或问题都该承担领导主要责任。

一位县委书记的吃喝经

他叫周先苗，人称老吃客，

茅台当水喝，拉菲他最爱，

大餐三六九，好菜天天有。

周先苗在担任温岭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一方面在台上和广大党员干部大谈反腐倡廉，大谈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另一方面，和一些老板、商会会长搞在一起，大搞吃喝玩乐、不正之风，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在机关内部吃喝：周先苗在市委机关内部设立数个豪华招待餐厅，大圆桌能坐十几个人，动不动冷菜十几道热菜十几道饮料十几种的，大吃大喝。由于有书记带头，其它有权的一些领导，只要有人来“调研”，就大开盛宴。知情人士说，这些都是公款消费，一年下来，这笔钱非常惊人。

                                                                              

到老板家里吃喝：周先苗吃喝又有新发明，2013年春节前后，直接上某国际数码城老板家里去吃喝，8000多元一斤的野生大黄鱼，一顿就吃掉2-3斤，当然，老板的“投资”不是慈善活动。

到外地城市吃喝：当地的大酒店不敢吃，就上北京、杭州吃喝。周先苗为北京房地产老板牟取利益后，曾在北京石景山的某高档企业会所吃喝玩乐；也曾到杭州市上天竺的浙江美宏馆享受天堂美食，这是家位于西湖边集餐饮、休闲为一体的高档会馆，在餐厅的顶楼有小姐一对一按摩等项目。

有一位温岭的陈姓老板在杭州请客吃饭，作为主政一方的周先苗书记，放下工作，特地开公车从温岭赶到杭州赴宴，据说酒席上有一位他想见的大领导在场。从此以后，周先苗和这位老板以兄弟相称，为这位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撑腰，并且这位老板的违章建筑可以一直不拆。

到各地商会吃喝：周先苗经常性的专程到全国各地的温岭商会去“调研”，先讲些欢迎你们回家乡作贡献之类的套话，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吃喝玩乐。费用自然是要么老板掏，要么从商会会费开支。广州商会的一位会员私下说，既然这位书记每次来都乐不思蜀，不如把户口迁过来，方便天天享受精致的粤菜。

到隐秘会所吃喝：在温岭市南屏路460号有一家叫“藏酒轩”的高档会所，里面只有一大一小的两桌，对外不公开营业，里面的消费极其昂贵，红酒分两百多、五百多、八百多三个档次，菜也很贵，并且需要预定。周先苗是那里的常客，有时候他也带客人去，消费当然是要么公款，要么老板请客。有人形容，周先苗书记想酒喝就会上“藏酒轩”，因为市府机关招待餐厅菜虽然丰盛，但是不提供酒类。

保守地估计一下，就按周先苗一周吃喝两次（实际上，他有时候一天就要赶两场）每次消费一万元推算。他参与的吃喝消费就是一年100万。100万，差不多是我国老少边区100个老百姓的GDP。更何况温岭市地方债高筑财政亏空非常厉害。

最后，提醒周先苗书记，当你在美女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威风凛凛的时候，当你大笔一挥公款消费的时候，当你在老板的慷慨下吃喝玩乐的时候，可曾记得什么是党的“八项规定”？！可曾想到我国还有一部分人还处于贫困之中？！

习近平：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2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延伸阅读：习近平讲话部级干部聆听 啥事这么重要？】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损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所有领导干部都要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题。

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要做尊法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学法的模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范，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做用法的模范，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要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从其踏入干部队伍的那一天起就要开始抓，加强教育、培养自觉，加强管理、强化监督。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要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确把握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场。首要的是学习宪法，还要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各级党委要重视法治培训，完善学法制度。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

习近平指出，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法治素养是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要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要抓紧对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建设实绩的考核制度进行设计，对考核结果运用作出规定。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此提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其早日形成，早日发挥作用。

习近平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向要正确，政治保证要坚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习近平强调，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强调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讲话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做到思想上有新提升、工作上有新举措。李克强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领导方式和作风建设等各方面。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治国理政各项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场“大考”。要严守法治原则，一切依法办事，努力用法治建设的新成效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认可的答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解放军及武警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开班式。

价值几十亿的浙江温岭制药厂被1200万贱卖

价值几十亿的浙江温岭制药厂被1200万贱卖

贪官奸商的又一顿饕餮大餐

药厂背景：

浙江温岭制药厂：创建于1970年，在40多年的历史成长过程中，获得过多项殊荣，多次获得省市\"先进单位\"称号，其中\"扶健牌\"联苯双酯滴丸及氯氮平原料药曾荣获\"浙江省优质产品\"称号，石杉碱甲原料药及针剂曾获1987年国家发明二等奖和1988年法国尤里卡国际博览会金奖，产品在广大国内外客户中享有很高声誉，为人民生命健康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石杉碱甲为其独家产品，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对治疗老年痴呆症唯一有效的国产药物。也是世界上治疗老年痴呆症唯一有效的中药制剂。

上世纪60年代，德国人开始了银杏叶的研究。他们发现，银杏叶中的黄酮和内酯等化合物，对心脑血管疾病有显著的防治作用。于是，他们利用银杏叶生产出了抗心脑血管疾病的特效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特效药才被引入中国。因看到了银杏叶独特的疗效，1996年原温岭制药厂研制出了一款心脑血管药剂——银杏叶滴丸。　“1996年，该产品就申报到国家药监局受理，2004年6月获得国家药监局的生产批文。”

   当时，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当时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国有企业应付老虎、苍蝇、地头蛇、土地爷的来访吃喝，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加上资金缺乏，经营上发生了一定的困难。

当时的财务状况是债权1800万，债务1800万，并未出现亏损。

   就是这样一家历史悠久，具有相当科技实力，拥有拳头产品的老牌国有制药企业，如果政府能加强领导，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帮助其转型发展，是能够走出困境的。

赵守明：

浙江温岭市人，早年一直经营温岭山市轴承厂，因经营不善，加上西方反倾销，几近破产。后来，又因开饭店办KTV亏损，当时几乎就是穷光蛋一个。

第一次利益输送

据浙江万邦药业的官方介绍“2002年7月，由浙江万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产重组，整体收购了温岭制药厂，并更名为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

    实际情况是，赵守明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以1200万这一不可思议的价格买下价值几十亿的整个浙江温岭制药厂，包括：55个药物的生产批文，所有的生产文件，流水线，设备，厂房，以及位于老城区的工厂土地；其中这块土地的价值上亿元，银杏叶滴丸的研发成本和报批成本超过5000万，石杉碱甲注射液的研发成本和报批成本同样超过5000万，这两个独家药物的实际价值不可估量。

    买下药厂后，赵守明马上将这块土地转让出去，得到6000万。

     

第二次利益输送

据浙江万邦药业的官方介绍“2002年8月，开始在温岭市经济开发区(二期)，占地80亩，异地建设固体制剂车间及滴丸生产线GMP技改项目，两项共投资6000万元(不含土地征用费)，建设历时两年。”

根据我们向知情人士了解，实际情况是，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路28号，温岭市经济开发区(二期)的这80亩土地，如果按工业用地算，当时价格至少8000万人民币，如果作为商业建设用地出让，最少也要2.4个亿。而赵守明，却是几乎免费拿到这块土地的。

至此，贪官奸商通过相互勾结，顺利的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转移大输送。只要顺利的上市，穷光蛋将成为温岭市的首富，不义之财就会被洗白，贪官奸商就可以分享来自资本市场的大蛋糕，进入最后的狂欢。

第三次利益输送

　  2011年1月24日，浙江万邦药业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时，浙江万邦药业并没有什么新产品开发出来，其主打的产品还是原来浙江温岭制药厂开发的银杏叶滴丸和石杉碱甲注射液，据说7.8%的股份转让价就高达1.8亿人民币。温岭市政府各部门，响应周先苗书记的号召，正千方百计的为其上市奔波、忙碌，为其输送更多更大的利益。

“周先苗还嘱咐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多关注万邦药业的发展，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其成功上市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同时，还要在资金、政策、资源等各方面予以倾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全力以赴助其成功上市，更好地推动温岭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源《温岭日报》

为了万邦药业的上市，我们不知道市政府给与了多少资金，多少特殊政策，多少优质资源，多少税收优惠。是否有贪官正期待着买原始股发大财？！

在浙江温岭制药厂被“收购”前，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为什么见死不救？为什么不在资金、政策、资源等各方面予以倾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全力以赴助其成功转型，更好地推动温岭的经济社会发展？！即使转让，也得卖个好价钱。假如这是贪官自己家里的私有药厂，会以1200万元的价格出售吗？！会免费给予80亩土地吗？值得深思。

万邦药业有望年内进入资本市场

2013-04-17　来源：温岭日报 　

　　本报讯（记者颜宗敏）“企业上市是工业强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扶强扶大企业，温岭才能真正建成工业强市。”昨天，市委书记周先苗一行来到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调研该企业的上市进展情况，并助其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去年，万邦药业实现销售2亿多元，上缴税收3325万元，同比增长均超过30%，增幅远远高于全省医药工业平均值。2009年起，该企业开始启动上市计划，并于2012年3月正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现已完成反馈意见回复，按目前审核进度，有望在今年内进入资本市场。

　　周先苗高度肯定了万邦药业多年来发展取得的成绩及其高端发展路线，要求该企业紧扣上市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力争早日取得突破。同时，周先苗还鼓励万邦药业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并希望该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

　　周先苗还嘱咐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多关注万邦药业的发展，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其成功上市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同时，还要在资金、政策、资源等各方面予以倾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全力以赴助其成功上市，更好地推动温岭的经济社会发展。（以上内容来自：温岭日报）

5, 产品质量不合格，百姓健康受威胁；IOP被终止，上市梦碎！

浙江万邦药业创业板IPO被终止审查

出处: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 发布时间: 2013-11-30 11:37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11月29日讯，证监会最新公布的创业板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情况表（以下简称“申报表”）显示，上周三（20日），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IPO申请项目被证监会“终止审查”。　

　　证监会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2月8日，根据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环保核查的申请》(浙万药〔2011〕48号)，证监会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公司所属的3家生产企业组织进行了上市环保核查，并予以通过。　　

　　此前媒体曝光，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被检测出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游离水杨酸”，药品质量问题一度成为该公司IPO路上最大的隐患。

　　发稿：李雪/古美仪 审校：曾学成

　　*本文信息仅供参考，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上海站电话:+86-21-2021 9988-31065　　北京站电话:+86-10-5799 5701　　电邮:newsroom@gw.com.cn)

质监部门的历史记录显示，在2011年第一季度，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管局2011年第2期药品质量公告显示，浙江万邦药业生产的批号为“090601”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游离水杨酸”。下图为2011年第二期四川省药品质量公告(总第22期)药品抽验不合格药品品种(基本药物)，由万邦药业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赫然在列。(注：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系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2002年7月，由浙江万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产重组，整体收购了温岭制药厂，并更名为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二部(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国家监督管理药品质量的法定技术标准。)中规定，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阿司匹林中中水杨酸含量时，含水杨酸不得过0.1%。水杨酸是阿司匹林的水解产物，是阿司匹林引起消化道刺激的主要因素，人在服用有质量问题的阿司匹林后，体内水杨酸含量过高会出现中毒，严重者可致命。所以，水杨酸是控制阿司匹林制剂的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万邦药业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却在这一重要指标上被检测出不合格。

瞿秋白的那些事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期间，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会场合影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人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 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 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人中共。 1921年6月，瞿秋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萧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人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 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鋳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 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高。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 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剌。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同志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 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4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 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 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 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 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何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内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 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足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人“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缀。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曰，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相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虽然早不是什么髙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 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髙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 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H，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 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内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 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