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首次掌舵国际刑警组织 外媒：有助中国反腐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国家媒体10日消息，中国公安部的一位高官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可能对中国国内的反腐行动有所帮助。

据路透社11月10日报道，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在国际刑警组织第85届全体大会上，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新一任主席。报道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报道称，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使得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又获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也可能有助于中国有关机构追踪逃往海外的腐败官员。

作为习近平主席发起的反腐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和世界各国展开了合作，并通过总部位于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来追踪嫌犯。

2015年，针对100名逃往海外的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发布了“红色通缉令”。中方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抓回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涉案人员。

报道称，自三年多以前习近平主席对国内根深蒂固的贪腐现象发起行动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求加强国际合作，以追捕那些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

不过西方国家一直不愿提供帮助或签署引渡条约，不愿把那些人送回中国，因为人权组织说中国依然存在虐待犯罪嫌疑人的问题。这些国家还抱怨说，中国不愿提供有关嫌疑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据共同社11月10日报道，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10日当选国际刑警组织新一任主席。

国际刑警组织通过官方推特账号宣布了这一结果。该组织还说，国际刑警组织俄罗斯国家中心局局长亚历山大·普罗科普丘克，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副主席。

国际刑警组织正在印尼召开为期4天的全体大会。此次大会旨在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

孟宏伟将接替法国人米蕾耶·巴莱斯特拉齐，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他目前还担任中国海警局局长和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职务。

报道称，在国际刑警组织历史上，孟宏伟将是第一位出任主席一职的中国人。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孟宏伟在当选后表示，将与各成员国一道，共同致力于更有效地促进各国警方合作，更有力地支持各国警方提升执法能力。

卢绾反叛，不完全是因为刘邦人品有问题

刘邦的父亲和卢绾的父亲是好朋友，刘邦和卢绾又是同一天出生的，出生那天，街坊邻居都拿着酒为他们祝贺。

两人长大后也是亲密无间，一起上学，刘邦一次受官府追捕，亡命在外，卢绾一直跟随左右。刘邦起义后，卢绾就跟随他在军中，任侍中（贴身副官），出入刘邦的卧室，宠爱与各种赏赐都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

　　刘邦称帝后，封为长安侯。当时，不是姓刘的异姓王已经有七个了，刘邦有心封卢绾为王，让其他的功臣从此省了封王的这份心思，就示意大臣们提出建议，便封卢绾为燕王。

　　陈豨反叛后，刘邦在邯郸攻击陈豨，卢绾从另一面夹击。陈豨战败，派人到匈奴求救，卢绾也派张胜到匈奴，告诉他们不要插手。

　　张胜到匈奴部落，逃亡在匈奴的已故燕王臧茶的儿子臧衍遇见张胜，说：“先生您之所以在燕国受到重用，就是因为熟悉匈奴的事务；燕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内地各诸侯屡次反叛，兵事连绵，久而不决。如今您为燕国考虑，想赶快灭掉陈豨等人；陈豨等人一消灭，接下来也就轮到燕国，你们也就将成为阶下囚了。您何不让燕王暂缓进攻陈，而与匈奴和好？情况缓和，便可以长期在燕称王；一旦汉廷有急变，也可以借外援保全本国。”

　张胜认为很对，于是私下让匈奴帮助陈豨等人攻击燕军。燕王卢绾疑心张胜勾结匈奴反叛，上书朝廷请将张胜全家斩首。

　　这时张胜回来了，详细说明之所以这样行事的原因，燕王于是用诈术决罪他人，开脱了张胜家属，派他去匈奴作密使。

　　同时暗中使范齐潜去陈豨那里，想让他长期逃亡在外，双方对峙，不作决战。

　　刘邦于是派使者去召卢绾回朝，卢绾称病不来；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前去迎接燕王，顺便查验盘问他左右随从。

　　燕王卢绾更加恐惧，躲藏起来。他对心腹之臣说：“不是刘氏家族而称王的，只有我和长沙王了。去年春季，汉廷杀了韩信全家，夏季又处死彭越，这都是吕后的主意。如今皇上病重，大权委托吕后。吕后这个妇人，一心想找事诛杀异姓王和大功臣。”卢绾称病不动身，他的左右心腹也都藏匿起来。

卢绾的这些话有些泄露了出去，审食其听说后，回朝详细报告刘邦，刘邦更加愤怒，又得到匈奴中来投降的人，说出张胜逃亡在匈奴做燕王使臣。

　　刘邦因此认定卢绾反了。春二月，刘邦病重，派樊哙以相国名义发兵攻击卢绾。

　　卢绾听说汉兵来攻打自己，也并不反抗，而是率领臣属家人几千人住在边塞等候机会，希望得到刘邦病愈，他好亲自入朝谢罪，向刘邦说明原因。

　　但天不遂人愿，刘邦不久病逝，吕后摄政。卢绾听到刘邦驾崩的消息，只好亡命匈奴，匈奴封他为东胡卢王。

　　卢绾在匈奴，虽是王爵，却经常受匈奴人欺负，常常被抢，他想回到中原，只是欲归无路，一年后死于匈奴。

中国反腐败后 官场的风气现在变成了这样

习大大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人人叫好，家家称赞。而当大家都等官场风气大转变、等那些官老爷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时候，每个人隐隐都感觉到：和政府打交道，更难了！

以前办事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当下的却是：门很好进，脸很好看，但事很不好办。职责不明确有交接的，不管！材料不齐或有半点瑕疵，不通融！关系托不进、香烟递不进、请客不会去。于是，项目停在那边，材料卡在那里，想快没法快，想混混不过去。嘴里念念不忘那几句：我们严格按照规程办事、这个责任我担不起、你叫领导、其他部门签字敲章来。

而同样问题也在体制内部上演，局与局之间、处室与处室之间、公务员与公务员之间，全在玩这种游戏：这是不是我职责？有没有明确？有文件吗？有章吗？部门协作、科室联动、人员配合？你上级领导不明确分工，我不会早干、多干、快干。

整个体制都在画地为牢：找职责的底线，不多干一分，不担当额外责任。心念一根紧箍咒，怎么做我不会追责不被免职。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多敲一下也不行。也就是，多数人在做“60分先生”。

在我看来，反腐败后的中国官场，作风效能表面上在提升，实际上却将至历史最低点。推诿现象更加严重，主观能动性将至最低，原本带动中国高速发展的体制动力，从滚烫的开水降到温水，不瘟不火。

究竟发生了什么？反腐败后的官场为何呈现这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我，去年大概加班了100个夜晚，给单位差不多写了五十万文字，考核第一拿了优秀，但是这个优秀没给我带来任何物质奖励，我考核奖仍是单位最低。另一个是我领导，去年提副科，工资涨了60块每月。第三个是我们单位，工作强度是同系统其他部门数倍，去年曾连续加班两个月，考核也是优秀，但这也不会带来任何补贴和物质奖励。

各位，试想一下，这干多干少一个样，拼死拼活干个领导，名声好听一点“当官了”，工资却涨不了几分，你拼个什么劲？那是不是“做好本职，对得起这份工资，就完成任务了”？不出事永远不会被辞退。只要我完成分内的，不出错，我就能安安心心拿工资，稳稳当当退休，岂不乐哉？这就是反腐败后行政效率急剧下降的思想内因。

上面这些“爆料”，你可以理解为我的抱怨，也可以理解为“官本位、钱本位公务员罪恶的心声：一切为了钱”。的确，做这个公务员目的，在“建设伟大祖国尽绵薄之力”想法之前是“养家糊口”，这只是一份职业。但这些不是我要说的重点，以下“政治完全不正确”的话才是核心思想。

首先我申明，我极力支持反腐败，这是现阶段必须解决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有一个观念：反腐前的官场，官员是“拿钱办事的”，也就是说灰色收入和贪污腐败在这个中间是个润滑剂，然后在巨大利益驱动下，数百万人在“玩命工作”，行政效率是空前的（虽然是畸形的）。我身边，陪酒陪死的听说过好多个。而同时，只要有点权有点官的公务员，基本都是7*24小时在干活，上班在开会，下班在酒桌。中国独特的酒文化，配合这群老婆孩子永远见不到的官老爷，让许许多多项目进度超前、协调顺畅、运转顺利。一个大领导替大老板召集一桌各部门官员，于是第二天环保、城建、国土、工商、税务，便按照酒桌上谈妥的东西，各司其职，效率比现在外企还高。而现在，副职走过场，各部门走程序，动作慢悠悠。

另外，中国体制还不过完善，法律仍不够健全，规则体系还不够科学，在反腐之前，人情社会中的“关系”和“后门”，是上述漏洞的补充，充当了“担保人”和“保证金”角色。而反腐后，体制内人员盯牢规定、制度和法律，对原本靠一包烟可解决的问题，“坚决照本宣科”，让老百姓办事陷入另一重“无法变通”的死循环。

最后，中国前三十年高速发展，我始终认为这是“精英治国”的产物。我接触过的处级以上人物，都是“人精中的人精”：智商爆表、情商无敌、处事老辣。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群人和企业高管一样享受高薪，而过去黑灰色收入也让他们得以过上与身份相匹配日子。我听说过几个厅局级干部去给企业当副总，年薪翻近百倍。现在，优秀年轻人对这份只解决温饱职业不再有浓厚下去，能力强高官也跃跃欲试跳出体制，剩下一群等退休人混混日子。

上述便是我关于中国体制内现状的“政治不正确”观点。反腐败后，不配套进行工资体系和绩效体系改革，官场将一潭死水。照不分工种只凭资历的工资体系以及最好与最差最多差距5％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务员永远只会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我只提出问题，怎么顶层设计是上面事情。完！

---来源：wenxuecity.com---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周恩来的下场

周恩来的下场

1972～1974年　78～80岁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 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 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 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 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 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 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 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 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 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 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 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 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 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 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 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 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 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 教他渡过水门难关”。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意很快就冲着美国人表现出来。会谈取消，合作停滞。基辛格看出，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他随后几次来中国，中方“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拖时间”。毛两年没见他，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基辛格再见到毛，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华事宜时，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为毛还会感兴趣。但是毛说：“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不谈。”那年年底，福特访华，毛礼貌地接待他，但没什么热情。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见下图对比图）。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 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 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 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 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眼睛快瞎了，身子不听使唤， 走路要人扶。毛不想把周逼急了。 　　周手术一个多月后，得到惊人消息：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只有两年可活。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 毛有了死期了。知道了这一点，周恩来变了，对毛，他不那么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