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革中挑动的派性恶斗严重摧残人性。
Thursday, November 24, 2016
文革中,派性恶斗用男女关系搞臭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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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何对毛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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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22, 2016
毛泽东听闻刘少奇被整死:自作孽,不可活!
昏暗的路灯从穿窗外掠过,隐约可见车上拉着一具尸体,由于车身小,尸体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
车上拉的是什么人呢?根据火化申请单,车上的尸体名叫刘卫黄,71岁,患有急性传染病,需立即火化。
刘卫黄的第137号骨灰盒是一个普通木盒,没有亲属来认领骨灰,骨灰存放在火葬场。
直到14年之后,中共中央正式给这位刘卫黄平反昭雪。
刘卫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第二把手,大名鼎鼎的刘少奇。
史料记载,公元1969年10月12日,一个叫刘卫黄的老人在河南开封去世,没有亲人陪伴,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
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会死得如此之惨?是一个什么样的荒谬和疯狂的年代能够演绎出这样的悲剧?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所长严家其:
“中南海的宫廷政治,严重到什么情况呢?你看毛泽东五十年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最后呢?自己老婆就抓起来了,还判了无期徒刑,哦判了死刑,判了死刑还不算,结果毛泽东,他老婆被上吊了,自杀了,而且林彪也是第二号人物,这个当了副统帅,林彪都死于非命,逃出去了。最后你看华国锋的日子也不好过。”
中国历代都有残酷无情的宫廷政治,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
围绕刘少奇之死,有太多的因素相互交织缠绕,其中有严肃的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有“君戏臣妻”的八卦;有苏修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有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反目。这些因素层层叠加,造就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离奇的宫廷历史大戏。
我们要探索这些因素是如何互相作用?刘少奇和毛泽东如何从最亲密的战友发展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毛泽东多次邀请王光美游泳是否在刘少奇潜意识中激发出弗洛里德所说的心理防卫机制,并让这种不快的思绪和情感最终演变为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公开争吵?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两个女人的战争”?为什么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死讯报告说了“自作孽不可活”六个字,而对林彪江青在九大上做出的枪毙“美国特务王光美立即执行”的报告,批了“刀下留人” ?如何看待刘家不报“杀父之仇和杀夫之恨”,反而去朝拜毛泽东故居并自称毛的学生这样不合人情之荒唐举动?如何解读这些复杂的关系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生态恶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且听我们一一道来。
毛刘公开冲突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首次发生了激烈的当面冲突,二人的矛盾也由此公开爆发。
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全会,因为出席会议的不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以及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红卫兵出席中央全会,这可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创举。
这次全会举行到第四天,1966年8月4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且很急,下午一点钟向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三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
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内部装饰典雅华丽,是中共元首会见重量级外国元首以及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曾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应毛泽东要求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爆发了一次公开的冲突。
根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
“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历史学家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員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记载:
“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毛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 ‘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泽东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刘少奇说: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刘少奇的这一‘反击’,如同火上浇油,毛泽东随后在会上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对刘少奇的整肃,毛泽东确实是已经丧失人性了,因为毛泽东最后一次跟刘少奇私下的谈话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用一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后来刘少奇请求说:“我辞去党和国家一切领导职务,回到湖南去务农。”毛泽东不置一词,转头就走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求饶已经晚了,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就是斩草除根,不仅要杀你,而且连你家的子女也都要杀光。所以毛泽东是心狠手辣的,他熟读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所以这些情况他非常清楚。”
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就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毛泽东随即决定,原定在当天召开的中共全体委员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
第二天,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毛泽东在文章不点名地针对刘少奇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1962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凶凶地摆出一付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并确定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章立凡:“发动文革,推翻中央。毛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毛虽是中共中央主席,日常工作并不是毛主持。毛发动文革,把依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干掉,还干掉很多重要领导人。”
刘少奇在被揪斗和软禁一年半之后,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
高皋、严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书中写出了刘少奇临终前的细节:“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这是刘少奇火化申请单:死者姓名 :刘卫黄 性别男。年龄71 ,民族汉。籍贯湖南。死者职业 无业。申请人是刘原。刘源就是为习近平在军队反腐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与死者关系是父子。申请人住址为8172部队。骨灰盒号码为123。
据报道,刘少奇去世后,遗体被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河南开封火葬场火化。而这张火化申请单是当时专案组冒用刘少奇儿子刘源的名义填写的。刘少奇的化名刘卫黄的“卫”多了一个繁体衛的双人旁,右面则仍然用简体卫,生创了一个简体不是简体,繁体不是繁体的错别字。
根据中国大陆2008年4月《党史纵横》的报道,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李用胡曾经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惨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孔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到早晨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 年11月12日6点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
刘少奇临终时,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他去世后的几年时间内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三年后林彪出逃,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已经离开了人世。
11月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小,刘少奇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都被付之一炬。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真正是死无葬身之地。“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求谁也不准透露消息。
当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刘少奇被整死时,毛泽东只撂下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旅美知名作家郑义:“我肯定的是在文⾰中⼈民有了起来表达愿望的这样⼀种可能,最后他们确实形成了群众组织来表达自⼰的意见,我肯定这个东西,但我反对的是毛泽东你们自己党内斗争,你把整个国家卷⼊入这样⼀场血腥,这个我是完全反对的。”
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
刘少奇的一家均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曾刊登文章,题目是:《刘少奇女儿刘亭亭忆旧: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受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了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刘源曾经说,‘难道我不恨那个时代吗?那是时候我妹妹还不到六岁,有孩子就抓住她,把炮仗放在她嘴里点燃。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往她妹妹脸上吐唾沫’。他妹妹刘潇潇跟我是同年的,在文革中走在街上经常被人打骂。刘源十几岁,他们就被关起来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1968年和北京知青一起,被分配到山西省雁北地区山阴县白坊大队插队。直到1975年秋,所有的北京知青都已经回城之后,他才作为白坊大队最后一名北京知青,回城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1977年,刘源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成为一名七七级大学本科生。1980年11月,刘源参加了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竞选本地人民代表的活动,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下中国一段转瞬即逝的民主曙光。据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出版的《开拓:北大学运文选》中第352-353页的记载,刘源在一次答辩会上谈到了自己家庭的悲剧和参选动机。
曾经的热血青年
刘源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卧轨自杀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14岁被送往苏联生活、学习,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10月回到中国,致力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工作。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刘允斌在二〇二厂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游斗、遭到殴打和辱骂。曾与刘允斌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共事的冯泽君在《档案春秋》2009年第2期发表文章,《我所认识的刘少奇长子——核专家刘允斌》。文中披露: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的核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3岁。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观察刘少奇的悲剧,除了路线斗争这条主干之外,还有一条枝蔓,缠绕其中。那就是毛泽东多次邀请王光美游泳,而刘少奇从来没有作陪。毛泽东对王光美的重视和喜欢,也导致江青对王光美恨之入骨。
两个女人的战争
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 “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得先回溯一下刘少奇和王光美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是叶剑英介绍的,叶剑英当时是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当时军调部有三方嘛,国民党军方、美国一方。王光美当时是美方的翻译,王光美是辅仁大学外文系(物理系)毕业的,英文很好。她又是资本家的大小姐,会打扮,长得虽然不算特别漂亮,但也有些风韵。叶剑英是花花太岁, 一见漂亮女人就会盯上。所以叶剑英主动的跟王光美接触,跟王光美熟络起来。他一开始的念头可能还是自己要,但是后来呢因为不太方便,而且那时候他还有女人在身边,他知道刘少奇的地位,就把她介绍给刘少奇了。刘少奇一见面就被吸引了,非常喜欢。所以后来王光美放弃美方雇员的身份,到延安去。毛泽东也是很羡慕,王光美毕竟是大家闺秀,气质非常好,比江青还要好。虽然江青也是文艺界的,但是江青整个的人生是比较落魄的,是在底层挣扎出来的。毛泽东对王光美一直也有点念想。”
据《叶永烈:出没风波里》一书介绍,出身名门的王光美(1921—2006),因为文革前跟随刘主席满世界出访,占尽了风头,令上海滩 影星出身的真正的第一夫人江青,恨得牙痒痒,于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机会终于来了。文革开始后,江青成为中共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中共“九大”落幕,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字。于是,王光美活到了2006年,85岁高龄寿终正寝。
庐山陪泳
随着更多的史料的曝光,一些研究人员分析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与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有关。
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阅读经典女人:王光美》一书的介绍(P144):王光美始终敬重毛泽东。刚开始她对这位伟人还有一点敬畏---慢慢地,王光美在毛泽东身边不在那么拘束,说话也比较随便了。每次在中南海春藕斋参加舞会,只要毛泽东在,王光美都要和他跳上一曲。
据《王光美访谈录》:“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还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老婆是人家的好
江青如何看待毛泽东和王光美一起游泳呢?王光美回忆录中透露出江青很生气,竟然当众斥责毛泽东“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王光美在回忆录中说:“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
加图研究所夏业良:“毛泽东约王光美游完泳,大家饿了,准备吃饭。这时候江青还没有来,毛泽东说:“不管她,我们先吃”,他们就真的先吃了,后来江青来了很不高兴。其实是江青自己来晚了,但她看毛泽东和王光美一起吃饭,两个人又刚游完泳,她就甩了一句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当众说完就走了,就不跟他们吃饭了。所以这段话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表明是吃醋了,公开吃醋。”
王光美在回忆录中说: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問她攝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靜下來。
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写了一首文革时期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961年9月9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调侃夫人 侮辱了几亿女性
毛泽东的诗歌是为了安抚江青所作,然而后两句诗的出处,据专家考证,出自清代“临川山人”的色情小说《花荫露》第三回的开篇诗:“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31384447.html)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是“调侃夫人侮辱了几亿女性”。
文章说:“平心而论,给夫人赐诗,无所谓雅俗,诸如闺房之内的事情,哪分得出高尚与卑贱?坏就坏在那夫人因愚蠢与势利,把丈夫的调侃拿来过分张扬,而崇拜者把(臭)他的屁(请恕不雅)也说是香的。于是,这出自清代的淫诗,在大雅之堂被千百万人引用与吟唱。 有鉴于此,为净化祖国文化环境,请崇拜者今后谨慎引用。善哉善哉!”
美国加图研究所夏业良:“江青不知道这个诗的出处。她以为是自己照片拍的好,毛泽东给她提的词。江青不知道出处,毛泽东知道,但是毛泽东写的时候并没有打算把它公开发表。其实很早就有人拿这首诗开玩笑,说读起来很有意思,因为中国人的想象力很丰富嘛。”
校花
毛泽东为何喜欢王光美呢?王光美1921年生,曾经是辅仁大学的校花,1948年与刘少奇结婚,成为刘少奇的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当时的王光美只有27岁,风华正茂,1954拜毛泽东为师学游泳的时候33岁。
夏业良:“毛泽东对王光美的确是有念想。刘少奇以前的出访的时候带王光美,很引人注目。那时候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带夫人,周恩来不带邓颖超,毛泽东去苏联,也没有正式带江青以夫人亮相。只有刘少奇带着王光美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后来有人有意见,认为主次不分了,外国很多领导人认为最高领导人是刘少奇,甚至内部有人说,是不是以后禁止刘少奇带王光美出访。毛泽东想了一下说:“不要了,不要阻止。”所以我也在想他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对王光美有一些好感,还是说不想让刘少奇觉得不舒服。”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去世。海外媒体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戚本禹谈到了王光美在中南海一天换三件衣服的往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
海外有专家分析称,王光美的存在与走红而破坏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相互信任。说文革源于毛刘的政见不同,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激化毛刘关系的导火线,可能还是王光美。这是人性在政治风波中的深沉影响的又一经典个案。
刀下留人
王光美被打成美国特务,在九大被林彪向中央打报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毛泽东阅过林彪的请示报告后,竟然提笔御批‘刀下留人’四个大字,将王光美作另案处理,打入秦城监狱,让她独个儿存活下来。对比之下,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之死后,说了自作孽不可活的话,明显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夫妇是区别对待的。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83岁的毛泽东在北京去世。中国官方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几分钟之内,外媒便报道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202别墅内病逝,享年83岁”
台湾中央日报在九月10日头版以通栏标题“祸国殃民·百死莫赎 毛匪泽东毙命”刊登毛泽东的死讯,并在副标题称“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显未完成 为匪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中共三巨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迎来巨大的转机。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尸骨未寒,中南海便发生“怀仁堂事变”。1976年10月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联合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人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抓捕拘禁,标志着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后来,四人帮及其主要追随者均遭到政治清洗和刑事追究。
1980年5月14日下午,王光美前往河南郑州,参加刘少奇骨灰盒交接仪式。这也是这对夫妻在文革受到冲击时第一次见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十几年过去了,两人已经是天各一方。王光美怀抱骨灰,百感交接。
三天后,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亲自致悼词。悼词中在谈到这个冤案的时候,明显撇清了毛泽东的责任,而是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林彪和四人帮身上。悼词说:“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
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骨灰末洒中南海赢台
和毛泽东去世排场备极哀荣相反,刘少奇没有留下坟墓,而是遵他的遗嘱将骨灰洒在了大海中。王光美在接受杨澜访谈时,讲到了刘少奇的骨灰末留在中南海赢台的细节:
王光美在接受杨澜访谈录的时候说:“后来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保留着,他拿着那红布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这边就是瀛台,就在瀛台台阶上他说洗一洗,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把红布给我了”。
最终,这位惨死的中国国家主席,在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南海,象征性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王光美:不恨毛恨江青
直到王光美晚年,她一直认为迫害她的是江青和林彪。晚年的王光美在杨澜访谈的时候,提到了她和江青之间的恩恩怨怨: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怨,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为什么死,我听人说她用袜子缠着椅子腿,因为我们一般人手里都没有什么东西,她就用袜子接起来,勒在这儿,因为她已经绝望了,她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就这样?”
相逢一笑泯恩仇
和党中央对文革和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一样,王光美也在公开场合坚持文革是领导者错误发动并被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观点。晚年的王光美曾带全家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并发起刘少奇的儿女和毛泽东的儿女聚会,“相逢一笑泯恩仇”。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这样评价说:”你看怪不怪,自己的丈夫都被迫害死了,她还说得出这样的话!”
夏业良:“在80年代初,我读过刘源的一篇文章,让我大吃一惊。那时候他写到毛泽东,用历史罪人的这样一种说法,那时候中共还不敢公开这么说,但是刘源就敢说这样的话。当时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震惊,觉得这样的文章还能发表出来,但是你看他现在主动的跟毛家握手言和,和王光美一起跟毛家人吃饭,有意拍那个照片,让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他觉得如果跟毛泽东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话,那他们道义的支持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后来又说他们两家没有根本的矛盾等等。刘源后来这种投机的行为,让人很鄙视他。”
刘少奇自称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一向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惟命是从。在延安时期,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支持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搬倒了政敌王明,并成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毛的接班人。如何认识刘少奇的悲剧呢?
民族性愚昧
方倚戈在共识网上发表文章认为,刘少奇之死是中国文化导致的中国式悲剧,表象上他死于文革,实则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民族性愚昧是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
曾经担任过《炎黄春秋》总编辑的杨继绳在《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批驳了一些学者把毛泽东发起文革纯粹是为了进行一场权力斗争的观点。一些学者把文革看作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恐怕“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杨继绳指出,这种“争权”的说法,过于简单,“经不起分析”。杨继绳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
被害者与害人者
杨继绳尖锐地指出了一些党内的高干在文革后期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摩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杨继绳在分析说:“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力,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狂热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革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流亡美国的中国知名作家余杰:“我73年出生,跟(文革)最后的三年有交错,三岁的时候不会有真正的记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但是文革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深深的渗透到当代的各个领域里面。我们看中共近几年在进行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宣传洗脑,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尽管他们到美国到西方留学,但我们看到他们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比如台湾独立、西藏问题等等的时候,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心态马上就膨胀、爆发。他们在网络上辱骂跟他们意见不一样的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惊人地跟文革时的红卫兵雷同。”
美国加图研究所研究员夏业良谈到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文革思维仍在,其中的奴性思维,就连刘少奇本人当时也未能幸免:“奴性思维,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你对毛泽东崇拜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就像一种邪教嘛,是不让怀疑的,要忠君爱党,要甘当工具和走卒,而且这个工具论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就有这个要求,对雷锋的颂扬里面也有这个要求。”
刘少奇本人是毛泽东权威最关键的制造者。他一定想不到,在他不遗余力地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在给自己布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陷阱。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
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宋永毅:“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主要的从文革得到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东西,就是独立思考,那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独立思考,不管是有个毛泽东也好,习泽东也好,他要挥手,就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稀里糊涂地前进啊,这些年轻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从历史中间得到了教训,你挥手我不前进,那他就没辙,文革回潮就搞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对民族来说,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从文革中间吸取独立思考的历史教训”。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中国宫廷政治层层黑幕遮掩下,官史在不同政治时期,不断呈现出不同的版本,那是因为不同时期的执政者需要掩盖历史真相来粉饰其伟大、光荣和正确。刘少奇的这段惨剧告诉我们,当局刻意掩饰的历史,在穿帮的那一天,当年的谎言制造者,将如何被历史和人民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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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不懂“春秋笔法”,导致刘少奇惨死
文革结束后,对于刘少奇之死的真正原因,一直有着非常激烈的政论。朱健国在《邓小平的暗示王光美毫无反思》一文中提出观点,认为造成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刘少奇夫妇本身。“王光美当了七年国家主席夫人和刘少奇办公室主任,却是一个毫不懂政治、毫不知中共ABC的洋书生!”但“夫人有过,根在夫君”。王光美不懂“春秋笔法”,是因为刘少奇也不懂二十五史,不知中共的“二号人物”实为动辄获咎的危险“太子”。一旦“太子”与“太子妃”风头盖过“皇帝”与“皇后”,必然使毛泽东与江青对刘少奇夫妇的痛恨,超越政治仇恨和“路线斗争”!
历史真相:刘少奇之死和两个女人的战争
1、王光美错删刘少奇悼词
2015年8月28日,网络上有一热帖《我看不懂王光美的转变》(作者吴季雪),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大事:刘少奇追悼会曾因王光美抗旨而推迟四十多天——王光美坚决反对邓小平关于刘少奇悼词中的某些提法,如“刘少奇同志20年前就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一语,无论谁做工作也不妥协,声称如不改正,便不参加刘少奇追悼会。理由是:毛让刘少奇那样惨死,怎么还能称是“亲密战友”?文章说,其实刘少奇的悼词中还有“少奇同志也有过错误”这样任何悼词中都没有出现过的话,但王光美只要求改正“毛刘是亲密战友”。最终中央作了让步,虽然党报已报道定于某月某日举行刘少奇追悼会,为了考虑王光美意见,只得失信于民,在不作任何解释与更正时,悄悄将刘少奇追悼会推迟了四十多天,并最终在宣读悼词时删去了“亲密战友”之说。以当时邓小平如日中天的威望和“钢铁工厂”的作风,作出如此让步,可见当时王光美的纠结之大。
王光美的意见有道理么?在我看来,王光美反对称“刘少奇同志20年前就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大错特错。这一事件显示了王光美的国学根基太差,更暴露了她与刘少奇陷入文革冤案,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自身原因:不懂国学——不知“无产阶级接班人”也是“太子”;不懂国情——不知毛主席夫人其实也就是“皇后”;不知人情练达即政治——不知在党国体制下的高官,最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处理好与“圣上”和“皇后”的关系!
邓小平念的“刘少奇悼词”,可能出自胡乔木,但关键意见一定还是邓小平提出的。其中“刘少奇同志20年前就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一语,可谓神来之笔,它既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刘少奇提出将毛泽东思想写入七大党章,毛泽东在七大前后一直视刘少奇为最“亲密战友”(当时毛将林彪视为“娃娃”,不在战友之列),由此提携刘为“党内二号”;又是一种阴讽毛如秦始皇的“春秋笔法”,暗示:毛泽东是个一再冤杀“亲密战友”的专制君主,文革中先冤杀了“20年前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接着又冤杀了1966年确立的新“亲密战友”林彪,毛泽东让两任“亲密战友”都不得好死,这样无人性的“斯大林加秦始皇”,虽因投鼠忌器不便全盘否定,也必须以改革的名义对其敬而远之,束之高阁,实行“祭由毛氏,政由邓氏”的架空与软禁。然而从洋大学毕业的王光美,对二十五史从无兴趣,根本不懂这样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有关中央领导又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政治规矩”,不可能将真意直白与她。如此曲笔,碰到王光美这种只扳字面意义认死理的“洋人”,对牛弹琴的难题就不可解了。
王光美当了七年国家主席夫人和刘少奇办公室主任,却是一个毫不懂政治、毫不知中共ABC的洋书生!但“夫人有过,根在夫君”。王光美不懂“春秋笔法”,是因为刘少奇也不懂二十五史,不知中共的“二号人物”实为动则获咎的危险“太子”。
2、“太子”应深知“皇后”脸色
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梦里不知身是客”,很适合刘少奇——刘少奇最大的错误是,始终不懂自己相当于封建王朝的“太子”。
刘少奇真以为共产党是一个与中国历代王朝毫无联系的全新政治体制。他始终是在梦中与毛泽东平等相对。见毛泽东1959年夏衣锦还乡,回到韶山祭祖报恩两天,受到乡亲们的无限崇拜。刘少奇急不可耐,以“调查研究”之名于1961年春也回到故乡花明楼,不仅带了夫人王光美,还一呆就是一个月,规格远远超越了毛泽东。这可犯了大忌。可以想见,这种事事与毛攀比的苗头,毛泽东后来借批刘少奇的“蹲点调查”大加鞭笞。而没法与毛一起到韶山风光的江青,更将一江嫉恨都化作了“枕头状”。
将心比心,任何独夫处在毛与江的位置上,都不可能对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僭越”无动于衷。这种“疏忽”发展下去,刘少奇后来竟然在“四清”会议上打断毛泽东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拿出党章维权,声称党章规定党员有讲话的权利。刘这样不知“朕”与“东宫”高下与礼节,毛当然要以牙还牙,逼得刘少奇在文革中拿出《宪法》来维权。但“朕”维权有效,“东宫”只能愈维权死得愈惨。刘少奇竟然愚不可及地对毛泽东说:为了尽快结束文革,保护干部,让党减少损失,我愿意带老婆孩子到延安或老家种地。换了任何人在毛的皇椅上,也接受不了这种将自己扮成忍辱负重救党,指对方为私利发动文革的说法,不要说毛那样虎气腾腾的暴君,就是棉里藏针的唐高宗之类也会恨上加恨。
奇怪的是,即使在毛泽东拿出党章维权后,已经检讨了“不尊重毛主席”的刘少奇,仍然没有真正摆正“太子”与“圣上”的关系,仍然让“第二夫人”压倒“第一夫人”,让“太子妃”的风头压倒“皇后”——须知,历代“皇后”的品级都高于宰相,而“太子妃”只在三品以下——刘少奇竟然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元帅、将军准时到人民大会堂,听夫人王光美作“桃源经验”报告。气得当场就有一些倔将军骂刘少奇“捧臭婆娘”。毛泽东事后闻讯,恨恨地说:“(王光美)有那么大的学问要讲四五个小时?”但刘少奇仍然昏然不觉,继续违反“政治规矩”,抢“皇上”和“皇后”的风头,连续几年带王光美出国访问亚非拉。访问了也罢了,回来还要大放新闻纪录片招摇全国。这当然让从未陪毛出国显摆皇后风姿的江青如丧考妣。
于是毛泽东惩罚刘少奇就异常残忍——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惨死在开封一地牢时,身上连一件内衣都没有!1968年10月31日公布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二十四天后,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残忍成性的江青一伙,竟故意选择这一天,把‘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通知刘少奇!”(DVD《世纪伟人刘少奇》(中国唱片广州公司2008年出版)王光美也因此被江青指使红卫兵残酷揪斗,以“美帝特务”莫须有罪名投入秦城。可以想见,毛泽东和江青对刘少奇夫妇的痛恨,完全超越了政治仇恨和“路线斗争”!
3、邓小平的暗示王光美毫无反思
相比而言,以“小康”为社会主义目标的邓小平要比刘少奇通明国学。邓小平自从离开家乡革命后,一直没有回过故乡,即使1950年在重庆当“西南王”,也不回近在咫尺的广安故园。
是邓小平不知“富贵不回乡如锦衣夜行”?这从他几次在成都热情接见乡亲可以得到否定。只是邓小平深知,皇上可以衣锦还乡,而臣子千万别跟风。更重要的,邓小平一生将夫人卓琳管得无声无息,即使是改革开放后成了摄政王“周公”,不是皇上胜似皇上,也从不让夫人卓琳出来逞威风。邓深明“祸从夫人出”和“夫人无名君有福”的千古教训。也许正是因此,毛泽东虽然让邓小平三起三落,却从无要整死邓的意思,甚至连党籍也保留。邓小平政治上与刘少奇一样背叛毛泽东,但因没有伤害毛泽东和江青的面子和隐私,所以结局比同案犯刘少奇好得不可同日而语。
陶铸在1960年代公开说“要拜邓小平为师”,而不说拜师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确是眼光独到。陶铸曾是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林彪的老部下,早就看出林刘周皆不如邓。邓小平在刘少奇悼词中特意强调:“少奇同志也有过错误”!
虽然没有细说什么错误,但明白刘少奇放纵王光美出风头历史的人都明白,这是说,刘少奇冤案,既源于专制体制和毛泽东、江青的封建暴行,也与刘少奇夫妇不懂国学、不明国史、不知人情世故的核心秘诀有关。如若刘少奇知道,即使中国第一盛世唐朝,也是几乎每个皇帝的首立太子都不得善终,没有接成班;即使是李世民那样的第一明君,其首立太子也是以谋反罪被废: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四月乙酉,“废皇太子(李承干)为庶人,汉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诛。”(《新唐书·本纪第二 太宗》,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P42)”中国历代“首立太子”皆命运悲惨,多因其时父皇身体与雄心正佳,特别忌讳“太子无礼与结党”。而“首立太子”往往因没有亲历“太子之危”而不知伴父皇如伴虎。改革开放后胡耀邦的悲剧,某种意义上,是与刘少奇一样犯了“不知如何当太子”,不知如何礼遇“周公”。
4、刘少奇DVD的遗憾
然而,王光美对邓小平的好意提醒一直毫无感觉,这从王光美审核通过的“刘少奇传”可知。
7月重访韶山时,我在一“毛家店”买了一套DVD《世纪伟人刘少奇》(上下集,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从封面“谨以此片向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献礼”之词,可见出版于2008年),回来细细看了十几遍,起初感觉真是编辑得好。可以让看到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和文革细节。从片中解说词的口气,《世纪伟人刘少奇》是经过王光美和刘少奇家人们把关的。其中一些精彩片断,体现了刘少奇一家彻底否定文革的撕心裂肺之痛。
上集“刘少奇生平片断”,有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主持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刘少奇建国前的革命功绩、刘少奇到全国各地调查视察、刘少奇与邓小平一同访苏、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出访亚非诸国(包括朝鲜、越南)、刘少奇在新疆最后一次接受百姓欢迎、刘少奇在文革中落难、在中南海瘦骨嶙峋地挨斗、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会致悼词、审判江青现场、王光美迎接刘少奇遗骨回京并乘军舰洒骨灰于大海;……
下集“刘少奇冤案始末”,有“文革初期”、九届二中全会、“九一三事件”、邓小平复出、知识青年下乡……。其中一些细节令我百看百感——中南海西门外驻扎数百个红卫兵兵团,数百个高音喇叭在红旗飘飘中对着中南海24小时“狂轰滥炸”,吵得连周恩来也无法办公……
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现场。戚本禹在刘少奇身旁逼其认罪,刘少奇却嘟噜道:“这不是事实,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刘少奇回答红卫兵:“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走上主席台,林彪和许多高官皆右手高举红语录跟随,这时毛泽东回头有个暗暗苦笑,老人家大约自己也对这样滑稽荒唐的场面感到好笑。五千年中华,五百多个皇帝,没有哪个皇帝傻瓜到制造如此虚伪的场面。但毛在林彪摔死之前,从不制止这样的荒唐剧。真是心宽体胖啊!
女画外音含泪解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二十四天后,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残忍成性的江青一伙,竟故意选择这一天,把‘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通知刘少奇!”……
用“叛徒、内奸、工贼”和“永远开除出党”来祝贺刘少奇最后的生日,这恐怕不只是江青自作主张,而是奉旨而行。
1971年“五一”节,毛泽东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信徒,林彪最后一次高举红语录跟随毛泽东走过城楼,五分钟后又不辞而别。惆怅愤慨的毛泽东与大病后的陈毅紧紧握手,听到陈毅说“毛主席,老兵陈毅向您报到!”差点落下泪。也许就是这一相遇,让后来的毛泽东破例参加了陈毅追悼会?
刘少奇的“开封市火葬场申请单”原始照片特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年龄:71岁;死亡原因:病死;火葬日期:1969年11月14日;送葬人姓名:刘源;与死者关系:父子;送葬人住址:8122部队。”——这是“江青一伙”冒充刘少奇家人火化刘少奇。一个世界第一大党的“伟大领袖”竟然如此“江湖手段”,真是不可思议!
林彪在“九大”上用两手掌作喇叭状,向代表喊话,跳起来挥手喊“万岁”……如此戏剧性活泼的林彪,从未见过有同类记录。
王光美在江青审判现场,仇恨地看着被告席上的江青;当江青被两个男警强行戴手拷,两个女警压其胸制止其喊话时,王光美的眼睛亮了……王光美此时没有丝毫宽容毛家的意思。后来提倡与毛家亲密,可能是为了后代的仕途与安全而不得不已。
男画外音忧愤地解说:“八届十二中全会,95名中央委员只有40名参加了会议,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全会的权利,为了达到半数,临时增补10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达到半数。另有74人不是中央委员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公报说‘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是全会‘一致通过’,其实中央委员陈少敏就没有举手……”——这是公开揭露中共党代会也常常造假。再次披露:既然宪法不能保证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人身安全,中共党章也不能保障党的副主席的民主权利。
“九大”主席台很特别:“那天有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主席台前排,一边是周恩来与文革中被指责犯了错误的老同志(走资派),另一边则是林彪和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文革新贵),这个座次,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周恩来拟定的九大主席团座次名单手迹原件”……这让人明白,如若没有周恩来助纣为虐,毛泽东与江青等是操作不了文革的。
刘少奇追悼大会现场。邓小平致悼词,只说“刘少奇同志是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而没有说是“衷心爱戴”,只说“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而不说“被残酷迫害致死”……但是,两张碟(上下集)看完,找不到对应邓小平特意强调的“少奇同志也有过错误”的反思,反而一再说“刘少奇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这就再次曝光:刘少奇和王光美始终没有反思自己:自己有什么弱点加速和加重了悲剧?真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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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川普新政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影响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21日公布其上任百日之内将推出的政策,其中包括发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意向声明。
“我将签署一份从tpp中退出的意向声明,(这份协定)对我们国家是潜在的灾难,”川普在一份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称。
“我们将协商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使工作岗位和工业重新回到美国,”他指出。
川普在视频中表示,“我的议程将基于一个简单的核心原则:将美国置于首位。无论是钢铁生产、汽车建造,还是疾病治疗,我都希望下一代的生产和创新都发生在在美国,为我们的人民提供财富和就业。”
此外,川普还在视频中表明,将取消对能源生产的限制——页岩和煤炭能源项目,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工作;颁布新的联邦法规——两项已经过时的规定必须废除;及要求美国军队必须拟定计划以保护美国基础设施遭到网络和其他形式的攻击。
从视频内容来看,川普的百日新政可能涉及到三大领域的调整计划,那对于中国的影响又如何呢?
贸易
川普表示,他将签署一份从tpp中退出的意向声明,将协商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使工作岗位和工业重新回到美国。
2015年10月5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终于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这一谈判涵盖全球约四成的经济产出,包含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等30个章节。可见,美国曾是tpp协定的重要推动者,而中国之前则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tpp协定曾对中国的汽车产业、电子产品、纺织业产生利空影响。若后期tpp贸易协定因为美国的退出而逐渐瓦解,三大行业后期望迎来利好。(提醒:三大行业仅是单纯针对美国退出tpp协议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其中汽车和纺织业还要根据川普对于制造业政策来评估影响)
汽车产业
tpp协议内容:tpp协议中签订美国将在25年内取消对进口日本汽车征收的2.5%的关税,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和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可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这些制造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入该产业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汽车以内需驱动为主,整车出口贸易量较小且主力市场一直波动性较大,即使智利、越南和秘鲁等国家转向从美国和日本零关税进口汽车,对中国整车出口影响也有限。但汽车方面还需要斟酌,川普对于汽车制造业要回到美国的表态,或对中国汽车出口和零部件制造业产生利空。
电子产品
协议内容:美国、日本、新西兰、越南等12国达成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中包括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可能对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产生影响。
业内人士之前表示,tpp协议达成对中国面板业有影响,零关税或冲击中国面板出口。
纺织业
协议内容:tpp协议落实后,12个成员国,包括越南及美国的贸易,当中包括纺织品,将可获互免关税,可有利提升越南纺织品竞争力。
业内人士表示,tpp协议达成后,包括取消关税及推动纺纱产业竞争力,均可为越南纺织业带来强力增长动力,对中国纺织品出口会有一定的利空影响。
能源
川普表示,将取消美国能源工业的就业限制,包括页岩能源和清洁煤炭,以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就业。
业内人士表示,川普的上台,可能增加油气方面的供应,原油价格长期也面临利空影响。但页岩能源和清洁煤炭方面的投资增加,油服采掘类企业可能在此轮油气新开发中获益。
制造业
川普表示,无论是钢铁生产、汽车建造,还是疾病治疗,我都希望下一代的生产和创新都发生在在美国。
业内人士表示,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对美国市场有高度依赖性、长期依靠廉价优势出口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工厂,包括纺织服装,玩具礼品,轻工日用品、家用机电等产品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业内人士还表示,川普之前表示,对于高端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市场给以政策奖励,甚至还会强行要求一些知名制造企业从中国撤回美国本土(如苹果手机)。而中国国内给苹果手机、特斯拉供货的企业或成为此项政策的“受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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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老婆江青鲜为人知的家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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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 史海钩沉 > 正文
江青的祖上为山东诸城古城子的李氏。她父亲是诸城一个叫李德文的木匠,母亲到李家续弦的王氏。由于夫妻关系破裂,王氏就带着江青离开了李家,到了康生家做佣人。本文摘自陈冠任的个人博客,原题为《揭秘江青鲜为人知的父母亲》。
江青的祖上为山东诸城古城子的李氏。
李氏自宋迁居古城子到清末,已经绵延了三十余代。李氏虽然历史久远,但不算是兴旺家族,出过的文人名士并不多。李氏家族中最显贵的应为李廉仲。
李廉仲,明崇祯进士,后来当过任邱县知县。他为政清廉,为乡人称颂。崇祯十六年清兵入关,李廉仲率兵守城,终因寡不敌众,任邱城失陷,李本人和父母、兄弟都遇害身亡。
李氏家族到了江青父亲李德文这一辈已是清朝末年,据说李德文出生于1855年。
李德文从小跟人当学徒,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木匠,做的木器家具尤其是棺材在县城及周边乡村非常畅销。他娶本县昌城镇绳寺村一女子为妻后,夫妇从古城子搬迁到县城东关居住,并自己经营了一家木匠铺,生意十分兴隆。
李德文与妻子生育两男一女,后妻子因疾而亡,李德文中年丧妻。
1913年,年近六旬的李德文经人介绍,续娶在诸城东南30公里小岳峙村的王氏姑娘(一说栾氏)。
也就是说,江青的外公家在小岳峙村。
王氏家族是明代洪武二年从江苏海州迁徙而来的,到她时已是第二十代。但是,王氏家族中不乏文人雅士。乾隆年间,王氏第十五世祖在京城考取进士,授书御学堂,家中曾有皇上御赐的“高照”灯笼一对。到了江青外祖父为十六世,务农在家。
江青外祖父在村西头开了一家小客栈。因为小岳峙村是诸城到南海的必经之路,客栈为过往行人提供饮食、住宿服务,生意也十分红火。
江青外祖父共生三个子女,两个男的,一个女儿。女儿就是江青的母亲,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且知书达理,擅长针线活,时年20岁。不知何故,她被父母许嫁给了年迈的李德文。
王氏续弦来到李家后,第二年3月(1914年)便生下江青,取名“进孩”。
据当地老人讲述,江青小时候固执、任性。一次,外公一个亲戚娶亲,她随母亲去吃喜饭。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旗袍,脚穿绣花鞋,扎一对小辫子,十分可爱。江青和一群孩子在门口玩踢毽子,眼看着新媳妇就要进门了,不知是谁让她们到一边去玩。江青正在兴头上不肯听,那人一把将她抱到一边,她大吵大闹,家人及周围的人劝也劝不住。直到新媳妇的花轿进了门,她才住了声。
王氏女嫁到李家,起初夫妻还算和睦,但也吵架。因为李德文的前妻对他管束甚严,家庭中的事物几乎全由她说了算。老婆当家,让李德文受了不少气。谁知王氏女嫁进门后,他一反常态,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中,并不时拿老婆出气。
有一次,小岳峙王家有老人过世,报丧人来到东关。可是,他忘记了李德文的姓名,在大街上停下来,见一家门前出来一个老头子,便上前打听说:“那人外号叫‘犸虎’,是哪家门。”老头子脸一沉,但并未说什么。
但是,当报丧人召到李德文家进门后,就傻眼了,刚才问的那个人就是乳名叫“狼儿”、外号叫“犸虎”的李德文,好不尴尬。
报丧人走后,李德文和王氏吵了起来:“好一个你娘家的人,就差叫我的小名啦。”王氏反复解释不成,最后只好一人回娘家吊孝。
之后,李德文和王氏夫妻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王氏在李家不愉快,度日如年。终于忍受不了虐待,带着江青离开了李家。江青后来对人说:
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王氏带着江青在诸城一个地主家(即康生家)当做佣人,把江青寄放在一个亲戚家,晚上才回家。江青后来回忆:
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
1921年夏天,江青到诸城县女子学堂读书。校董薛焕登觉得他进孩的名字不好听,见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便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云鹤”。于是,江青学名就叫李云鹤了。
1928年,十四岁的江青考入山东戏曲学校,主要学习京剧表演艺术。王氏也决定离家出走,不再在诸城生活了。
一日,李德文去临沂为木材铺进一批木材。三车先到,王氏见李德文还没回去,立即将出走的计划付诸行动,叫上先到的三车木材,带上贵重物品,一起赶去了青岛。变卖木材后,有了盘缠,母女俩摆脱了家庭牢笼,获得了自由。
自从江青母女离家出走后,王、李两家便不再来往了。
李德文去世的具体时间不详。
但他安葬的时候,王氏闻讯赶回了家,并为李德文选择了墓穴。
王氏于1948年冬在济南去世。当时济南已经解放,江青在河北西柏坡,获悉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
经得毛泽东的同意,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江青由田家英等人陪同,驱车几百里,秘密赶到济南。然而,王氏已经入土下葬了。在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弟弟陪同下,江青来到母亲的坟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凄凉地离去。
江青从济南返回西柏坡时,把丧夫多年、孤身一人的姐姐李云露和她的孩子都带回了身边,从此李云露和江青住在一起了,直到60年代才走出中南海,搬进清华大学与儿子王博文生活在一块。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经常向江青汇报运动情况,江青也很相信她。因为她为人老实厚道,汇报没水份,也不添油加醋。
1976年10月江青被抓后,李云露也受到牵连。
江青服刑期间,李云露不顾年迈,几次去监狱看望。1988年5月25日,李云露病故,终年85岁。江青闻讯异常悲痛,泪如雨下。岁月悠悠,天无情人有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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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通信技术,中国比美国遥遥领先
本世纪以来,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快,特别是在一些新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量子通信技术。这是一种全新通信技术,利用所谓量子纠缠效应:具有纠缠态的两个粒子无论相距多远,只要一个发生变化,另外一个也会瞬间发生变化,利用这个特性实现光信息传递的通信方式。该技术不仅实现信息的大量与快速传递,且安全性好,不可能被窃听,更不可被破解,甚至连干扰的技术都成问题,这是绝对领先的通讯技术。
十几年以前,它只是一个概念,似乎现实为非常遥远的事情,没想到如今已经进入了应用试验,也许更让人没有想的是,中国竟然处于领先位置,中国继建立覆盖了多个大城市的量子通信网络之后,今年又成功发射了全球首枚量子通讯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实际攻克了这一技术,且优势相当大,美国尚处于地面组网实验阶段,落后至少5年的研发进度,这是以中国研发进度参考的,也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实际上美方可能将花费更多的时间,究其原因,美方此前把研究重点放到了量子计算机上,而不是量子通信上。
中国此前已先后在多枚卫星上,搭载了量子通信试验装置,“墨子”号则为真正意义上的量子通迅试验卫星,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仅仅利用光纤等建立地面量子通信网络远远不够,量子通信卫星的应用才是重中之重,一旦技术成熟,中国就可以抢先建设全球量子通信网。
中国早在2011年就将量子卫星正式立项,也许不是最早的项目,却是进展最快的,且整个工程规模远不是其它国家可以比及的。与“墨子”号配整套的,还包括4个通讯地面战和一个商业应用实用化试验站,构成了一个至少5个节点的空天量子通讯实验网络;加上先期建设的地面量子通讯骨干网络,一张覆盖全中国的量子通讯大网的初步形成,且规模正在逐步展大。中国攻克一绝对领先通讯技术:美国落后至少5年俄罗斯上门求合作
下一步就是进行全球覆盖,这有待于更为成熟的量子通信卫星技术,必须把“试验”二字去除,预计将在2030年前,完成量子通讯卫星网的组网工作。与此同时,将把量子通讯地面站在全球各地建立起来,我们也将许可国外企业共享量子通信技术,开放一些技术资料,许可相关产品的开发等。如今俄罗斯已上门要求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希望加入由中国构建的量子通信网,俄在量子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小,并不比美国差什么,不过中国的技术更为先进,也更有发展后劲,如今正是抢入与中国合作的好机会。
也许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共享技术给别人呢?这很正常,也是惯例了,只有开放与共享,才能让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让它真正的普及,早期的互联网就是这样通过广泛的共享来扩张的。 谁先完成技术研发,谁就获得网络领先建设权,谁先建成并投入应用,谁就占据主动!这回由中国抢先构建量子通信网络,其中数据格式,编码格式,通讯组件等等都是完全采用中国标准,想加入中国的量子通讯网络,那就是必须接受中国制定的规则与协议,这才是真正的核心部分,领先于其他国家率先抢占下一代通讯网络
不被窃听,不被拦截的绝对安全的加密通讯网络,对我军作战能力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在下一代通讯领域,中国获得领先地位的重要地位。其他人要么拒绝加入,要么接受中国主导的现实。至于自组类似网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技术,还是工程进度上的落后实际上已宣布第二个网络根本建立不起来!
也许难受是美国了!以前美军将信息战视为优势,叫喊取得制信息权,所依赖的就是美国对国际互联网的主导权,下一代网络即由中国主导,那么所谓的制信息权成为空想。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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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离开毛泽东是小三江青赶走正房吗?
本文摘自《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田树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社会上是这样流传的,而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也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不仅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课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参加政治活动,住集体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说她们在毛泽东所住的延安窑洞里当面吵架,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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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我死后,人家会把江青整死
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几乎无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可是大家那时又对她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也是她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不过她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污纳垢的十里洋场,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滋生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以后,李云鹤同一个名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黄敬)结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10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艺名“蓝苹”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艺名“蓝苹”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恰恰是她恶劣品质的反映。
在上海演艺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住的亭子间夜间又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遇到缺钱甚至没饭吃的时候,秦桂贞也来帮助。江青离开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说:“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如何“报答”呢?全国解放后,江青生怕别人知道她过去的丑行,对秦桂贞虽记在心头并时时注意,却再不来往。“*”开始后,江青马上找到吴法宪,让她把秦桂贞抓起来,一关许多年。如此恩将仇报,表现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写宋代的小说《水浒传》中,曾讲到清风寨官员刘高的妻子被强人劫住准备当“押寨夫人”,幸亏遇宋江救下。结果这个刘夫人事后生怕一度被强人所劫之事外传,发现宋江这个救星后不但不感谢,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来,还想杀掉。这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精神压力,远比感恩的道义负担重得多。江青与古代这种封建贵妇的心理,真是毫无二致!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那就是: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乡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里记载,她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毛泽东时,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于是还称赞了几句。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刘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传啊!”
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对此事议论纷纷,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据卫士李银桥回忆,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确实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1947年转战陕北时,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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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砚秋:江青政治上是罪犯,艺术上是行家
江青是一个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人,但她同时又好哭,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经常以哭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和达到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但我在她身边工作的几年里,有三次看到她真诚地伤心流眼泪。
一、为程砚秋流泪
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北风嗖嗖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文元同志,一会儿,江青同志到17号楼去看电影,如果你有时间,想看的话,江青同志请你跟她一块看,如果没有时间,不想看的话,也不要勉强。”
姚文元问:“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们一起定吧。”我回答。
这天晚上刮着小北风,下着小雪,气温比较低。大约九时左右,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先于姚文元到达17号楼礼堂,警卫员帮助她脱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围脖儿,挂在衣架上,她坐在专为她布置的沙发上,护士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搭放在沙发前的软脚垫上,把一条毛巾被从她的胸部盖到脚部。
江青刚刚坐定,姚文元就进了礼堂,疾步走到他习惯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与江青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江青指着那个空位说:“今天晚上,伯达、康老、春桥同志都不来了,文元同志过来坐,坐近点好说话。”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听江青一说,马上起身挪了一个座位,挨着江青坐下。
江青问:“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礼貌地说:“江青同志想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随你。”
江青就不客气地说:“我想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说:“好好好,就看《荒山泪》。”并回头对江青的警卫员说:“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泪》。”
在江青与姚文元商量看什么电影的时候,服务人员端上了热茶水,拿来了热毛巾。
两位放映员李云峰、康玉和,技术娴熟,工作细致,不怕麻烦,他们把江青经常看的影片码放得井井有条,说要看哪一部,马上就能取出来,上机,开始放映。老李、小康听到说“看《荒山泪》”几个字,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还说什么话。放映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地看得津津有味。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她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聪明又不解的姚文元,探过头去对江青说:“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看看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越来越入戏、入情、入景了,江青的眼泪流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可是,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吓得走出礼堂。我和大周、护士走上前去询问、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护士说:“江青同志出汗了没有?如果出汗了,咱们去换换衬衣好吗?”
我们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姚文元对我们说:“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们送她回去休息吧。”
这时,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北京城这样大,又是夜深了,找一个从来没有去的家庭地址谈何容易。
江青执意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意提示姚文元,请他劝劝或许有点作用:“文元同志,你看今晚这么晚了,天气不好,江青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今晚还叫江青同志去吗?”
姚文元听懂了我的意思,就含笑对江青说:“小杨讲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个时间,今天这样晚了,夜间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说:“今天晚上谁说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说:“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想,我们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如果再说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决心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就出发,请你稍稍在这里等一等。”
江青一挥手,说:“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号楼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秘书打通了电话,请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砚秋家的住址,马上告诉我,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的机要秘书保密观念特别强,知道的绝对不说,不知道的绝对不问。所以他没有问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们的办事效率还真高,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地址,并及时通知我了。
这时,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
我说:“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你的随车跟在你坐的车的后边,我把吉普车开过来,我在你前边带路,查找程家的门牌,如果叫随车上的同志找,会影响你的安全。”
江青说:“你说得对,快去开你的车来。”
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时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那条要去的街道,但是门牌就难找了。那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叫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有的不答话,有的答话却不敢开门。我敲一家的门,里边答话了:“你们敲门有什么事?”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打听一下,程砚秋的家离你家有多远?是在路北还是在路南?”
门里一个老大爷说:“什么,解放军?冒充军人的多啦,程砚秋是一位名人,天这样晚了,你们现在找他家干什么?”
这位老乡可能还认为我们是要抄程砚秋的家呢。怎么叫也不开门。江青的车在马路上停着。我真的有些心急火燎的,就对门里说:“老乡,我们不是坏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有一位领导干部很惦记程砚秋的夫人,想去看看她,快点告诉我们吧,求你了。”
当时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央派到六厂二校支左的部队,经常在报刊上介绍八三四一部队的支左经验,所以,这个部队的代号是家喻户晓的。门里边的老人听到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人问路,立刻把紧闭的门打开了。那位老人带有歉意地说:“你们早一点说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我早就打开门了,我们知道你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部队,我们不会怀疑你们。我告诉你们,程砚秋家在路北,从这里往西走,再过五六个门,就是程家,你们去吧。”
我又恳求说:“老大爷,天这么黑,我们又没有来得及带手电,还是不好找,帮人帮到底嘛。请你上我的车,带一段路怎么样?”老人爽快地说:“行行。”我给他打开车门,他很快地上了车。走了大约有60米左右的距离,老人就说:“停车,程家就是这个门。”
我下车报告江青:“程砚秋的夫人就住在这个院里,进去吧。”随车人员叫开程家的门,江青、姚文元等随行人员除留下两个看车都进院了。
我对老人说:“老大爷,谢谢你给我们带路,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
老人客气地说:“不用谢,也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就几步路,没有事儿。”他贴近我的耳朵小声问:“中间那位女同志是江青同志吧?那位胖胖的,个儿不高的,是姚文元同志吧?”
我心想:“这老人,好眼力,天这么黑还能看出人的轮廓和大概模样。”为了保密,我说:“老大爷,不是的,你看错了。”
说完,老人就走了。
我到程夫人屋里,在灯光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程砚秋家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内整理得很干净。北房是正房,一进门是一间客厅,北墙根有三个旧式木制沙发,一大两小,一个长茶几也是旧式木制,西墙根摆放着一个长条案,上边有两个大花瓶,花瓶内各插一个鸡毛掸子,东墙根有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桌子上没有摆放什么,看样子是吃饭用的,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古色古香的,三面墙上挂着一些条幅和国画,没有注意看是不是名家字画。小客厅布置得很雅致、温馨。
我们是把程砚秋的夫人从梦乡中叫起来的,看到红极一时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们家,程夫人特别高兴,紧紧握着江青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坐下后,还是江青先开口,非常亲切地问道:“你的身体好吗?”
程夫人说:“还可以,大晚上的,外边又刮着风,天气这么寒冷,江青同志还到我家来,不敢当呀,实在过意不去。”
江青的突然到来,程夫人一时还搞不明白来意。看来老人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手忙脚乱地泡茶倒水,很不自然。
这时,江青已经看出程夫人精神紧张,就解释说:“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来看望你的,请你坐在我身边来,我想跟你说说话,一不要客气,二不要紧张,平平静静地拉拉家常好吗?”
程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直点头。
江青问:“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是什么?”
程夫人说:“我的生活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程老先生存款的利息,虽然不高,还够吃饭的。请江青同志放心。谢谢江青同志对我们的关心。”
江青又问:“程砚秋同志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金银珠宝手饰之类值钱的东西吗?”
“有一点,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程夫人难过地说。
红卫兵抄家,江青是知道的,这种不法行为江青也曾支持过,抄家风是文革中号召破四旧时掀起来的。当然,这和她是有关系的,于是她就把话岔开了。
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你有没有保留他的剧照?”
程夫人兴奋地说:“有有,就是剧照没有被红卫兵抄走,我藏在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能不能拿出来叫我们看看?”江青说。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程夫人起身走进东边的里屋,把几个大影集,从大箱子、小柜子里找出来抱到客厅,摆放在大茶几、条案上,供江青、姚文元翻看。江青按照程砚秋的年龄从小看到老,一本一张都没有放过。一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夸奖:“好哇,影集很精致,剧照更精致,这可是宝贝呀,这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进入中国艺术博物馆的,精心珍藏起来,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博物馆。”她拉着程夫人的手说:“还是由你保存吧,你是最有资格保存他的珍品的。”
江青看完剧照以后,对程夫人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江青说着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她接着说:“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
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
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
江青为何对程砚秋如此喜欢呢?据说程砚秋认为江青是一个“知音”。我看到章诒和回忆程砚秋的文章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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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谢富治的那些事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党的八大时选出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权力很大。谢富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之一。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据我的看法,主要是谢富治和江青观点一致,又听江青的话,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担心别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荣的历史,想把有关那些历史的材料清除干净。叶群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其心腹江腾蛟,派人假冒红卫兵到上海抄了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谢富治就参与过对抄回材料的处理。
谢富治虽然是军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还是蛮细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江青对照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谢富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天,他到钓鱼台10号楼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喜欢照相,我支持你,这项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松弛一下神经,又可以学习照相技术。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活动时间太长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内搞一个摄影室就好了。摄影时,你身体好的时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觉得身体不适合在室外,就在室内。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给你在10号楼布置一间摄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听就很高兴:“还是富治同志的办法好,你想得很周到,谢谢你为我的健康和兴趣着想,听你的,请麻烦你给我打一张大背景布,我喜欢天蓝色的,白的也行,还是天蓝色的更好,找4个至6个照相用的灯就可以了。”
过了三天,谢富治亲自将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灯具送到江青的住地,并亲自安排人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满意,高兴地对谢富治说:“你不愧是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劳你的大驾。”
谢富治临走的时候,江青一再对他表示感谢。谢富治说:“谢什么,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吗?”
江青夸奖谢富治,同时批评我们说:“还是你想得周到,我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想到,他们如果像你对我这样,主动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这时,谢富治还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也不错,做了不少工作。”
谢富治给江青精心布置在10号楼的摄影室,利用率极高,江青有段时间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给别人照相,玩得很开心。
后来,江青嫌这个摄影室小了一些,又请谢富治在17号楼搞了一个,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更使江青感动的是,谢富治给她布置摄影室的时候,已经患了癌症,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当江青获悉谢得了不治之症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她说:“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敌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带病给我布置摄影室就说明了他的思想品质,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对不住他。病魔是无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请医护人员能够延长他的生命,我是无能为力的,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江青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没有发现过。谢富治病重住院后,大约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亲临谢的病房,安慰他:“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痊愈,和我们一起战斗。”
江青到医院看望的时候,谢富治已病入膏肓,听了江青安慰和鼓励的话,只是点点头,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水。
江青从谢富治的病房出来,难过得忍不住流泪了。
江青给谢富治精心拍摄过一张彩色相片,放大成24寸。谢富治得到照片时,非常高兴地对江青说:“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遗像。”
一向不开玩笑的江青笑着说:“你可要事先告诉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到时别用错了。”想不到开谢富治追悼会时用的遗像果真就是江青为他照的那一张。
3月26日,谢富治医治无效去世,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摄影停止,打扑克停止,看电影看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换了一部又一部,换哪一部都无法让她静下来看完。中央政治局开会,她也不想参加,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不想参加了,向总理请个假。中央讨论决定了什么重大问题,请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就行了,或叫春桥、文元同志到10号楼转告我。”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周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周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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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石江青为陈景润流泪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3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铰断了。我看书就点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说。
我不知道江青问的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说陈景润的好话?还是想叫我说他的坏
话?一时难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看法,然后,想听听她怎么说,不过看她的样子,是在同情陈景润,要不,她为何流眼泪呢?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给迟群打电话,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我就通过39局总机找他。当时,39局总机是全国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最好的总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接通了迟群的电话。迟群原来和我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很客气地问我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我说:“迟科长(原来他是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我对他还是称原职务),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10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他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我催他说:“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他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查电话,在电话里说来说去,已经20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生气地问我:“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厅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厅。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载《北京日报》2008年12月5日),文中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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