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我们姑且以其官衔称呼之。
话说朱皇帝夺取全国政权后，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明太祖实录·卷38》）事实证明，朱皇帝对贪官污吏的确“恨透了”，他捉住张士诚重用的贪官黄某、蔡某、叶某后，因其“残奢积侈”，便把三人的内脏掏空，挂到高杆上凉成了“枯腊”（肉干）。（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朱皇帝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很聪明，无师自通会写诗，有一次写完诗还得意地对侍从们说：“（朕）岂非天生圣天子哉？”对于惩治贪官污吏（当时还不叫“反腐败”）的重要性，他同样很聪明，认识比谁都深刻。《明史》载：“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他接受了元朝因吏治腐败而亡国的惨痛教训，下大决心要惩治贪官污吏。其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进行正面教育，做好官吏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对贪官污吏严厉法办，以儆效尤。
朱皇帝非常重视反腐倡廉的思想政治工作，每当有地方官来朝或京官外任，他亲自与官员们谈话，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说：“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搜刮）人以肥己，尔等戒之！”（《明史·循吏传》）
道德说教之余，朱皇帝更重视严刑惩贪。他颁布了严厉的反腐肃贪律条：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者处死。朱皇帝痛恨贪官，觉得杀头太便宜他们，便恢复了许多古代酷刑，包括凌迟、枭首、挑筋、膑刑、断手、刖足等等，还发明了许多明朝特色的酷刑，如抽肠、钩背、油煎、刷洗、铲头会、剥皮实草……他在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皮场庙”，专门用来剥贪官的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衙门公堂旁边，以警告后任官员。
他还规定，每年各地按察使晋京述职，要如实汇报其查处的赃官人数，“如贪赃不拿，体察得出，处以重罪。”为了显示其惩治腐败的决心，朱皇帝既打苍蝇，也打老虎。比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公粮案发，由此扯出的贪官污吏竟达数万人，朱皇帝大怒，将六部侍郎以下数百名官吏处死。朱皇帝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走私渔利，朱皇帝也毫不留情，毅然将欧阳伦处死……
不能说朱皇帝的铁腕反腐没有效果，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制约。只要没有切实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不可能根治贪腐。专制社会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病根在于体制，而不是人的品格，贪官污吏也是体制的受害者。若真想从根本上反腐，不应该将力气用在抓人、办人、杀人上，而是应该改革体制，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抓人、办人、杀人为主旨的反腐，也只能取得一时之效。而带来的后果却是，各级官员不求有功，只求无过，遇事推诿扯皮，消极怠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风头一过，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便卷土重来。往往这一任官员倒了，下一任官员接着贪，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统计，洪武朝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达数万人，到了洪武十九年(1386)，各地从省、府到县一级的官员，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满任善终，大部分被杀。朱皇帝当然认识不到专制体制之弊，他对反腐越反越腐的现象迷惑不解，无奈之下发出了这样的浩叹：“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夕犯！”（明·刘辰《国初事迹》）
古谚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这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享用的各种科技成果，无不是人类追求享乐，好逸恶劳的结果。人自私的本性，决定了人只要有条件、有权力，一定会最大限度地首先来维护、实现他自己、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团体的利益。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盛产贪官污吏是正常的，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无论让谁掌握了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都难免不沦为贪官污吏。不合理的体制，最终只能导致“无官不贪”，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西方哲人对此的认识，要比东方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深刻得多。“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反腐败，应该从改革体制入手。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体制下，官员不敢贪，更重要的是没有机会贪。而在专制制度下，官员的权力是“上授”而非“民选”，既没有科学的、民主的官吏遴选制度，又缺乏制约机制和舆论监督，相比之下，做贪官虽然有“栽了”的危险，但仍是费力最少、风险最小、获利最大的职业。从本质上说，贪官污吏是腐朽的体制滋生出来的，朱皇帝一面在苦心孤诣地经营一个大粪池，一面在孜孜不倦地打苍蝇，也难怪苍蝇打不尽了。恐怕不仅他没有办法打尽苍蝇，他的龙子龙孙们同样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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