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争抢胡适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此节内容摘自《南渡北归》一书）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大师吴宓：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1951年经历思想改造运动，遭猛烈抨击，1957年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缢，年仅55岁。巫宁坤教授曾回忆，1951年，燕京大学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突然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淡淡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漫画大师丰子恺：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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