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恩怨情仇（2）

　　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任局长等3项意见。苏联方面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的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的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苏方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和处理。他们这样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都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比俄罗斯族表现的还要强烈。

　　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4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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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谈判的情况大致如此，在中国方面的努力下，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会谈达到了一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中，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对这些矛盾，我们没有必要掩饰。对于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更不必要求全责备。而在赫鲁晓夫的眼里，这些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赫鲁晓夫如是说：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泽东：“为什么不打下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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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3位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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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人们可以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毛泽东的这次访苏还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应该这样作出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毛泽东、斯大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要签约了。

　　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一旁的一间会议室举行。

　　中方参加的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等；苏联方面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可、罗申等。

　　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胜利”，要是依了斯大林，一定要他和毛泽东签字的，但毛泽东坚持要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签。

　　在这个仪式上，毛泽东和斯大林是站在后头的，斯大林没有毛泽东的个子高，为了在照片上不显得比毛泽东矮，他在照相时总要往前移一下，这样出现在照片上的他就和毛泽东一样高了。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也不会计较这种事情的。

　　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签字仪式结束了。

　　紧接下来就是斯大林为庆贺条约的正式签订而举行的宴会。

　　斯大林举起酒杯和毛泽东互致祝贺。大家热烈鼓掌，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掀开新的一页而欢欣鼓舞。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举行一个答谢宴会，希望你能够出席我们的宴会。”

　　苏联当时有个规矩，就是斯大林不能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也是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的。

　　斯大林看着盛情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次，我们的政治局研究了你们的邀请，决定破例接受。也就是允许我出席你们的宴会。”

　　毛泽东当然很高兴，他说：“如果你的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退席。”

　　斯大林说：“哪能呢，既然去了，就要坚持到底。”

　　当晚9时，中国党和政府的答谢宴会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站在大门口迎接客人。这也是空前的。

　　斯大林是个很守时间的人，9时刚过，他的车子就出现在旅社的门口。他的后面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那时斯大林的行动十分秘密的，除了几个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外，别人都不知道斯大林要来这里，所以他的出现，使这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毛泽东和斯大林并肩进入了宴会厅。掌声和欢呼声连成一片。

　　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

　　中国方面由周恩来致祝酒词，他不要稿子，讲得洋洋洒洒，颇具魅力。

　　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

　　周恩来说，我们将永远记住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我们将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周恩来的祝酒词，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斯大林的讲话。他已经不过多地在这种场合讲话了，所以一旦开口，人们就很注意。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也不慷慨激昂，但还是引人注目。

　　他说：“今天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在这样的场合，他还是不忘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团结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大使没有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这个大家庭，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

　　正因为斯大林的讲话与众不同，所以在他讲话时，场上的气氛是很安静的。

　　毛泽东很注意宴会的气氛，他不失时机地举起酒杯，祝斯大林健康长寿。

　　斯大林也举起酒杯，祝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健康，祝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万古长青。

　　这个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

　　毛泽东访苏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保持了良好的同志关系，他们经常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各自国内的重大事情也相互通报。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档案和一些资料里，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只要看看那时的报刊杂志，就会对他们的这种关系深信不移。难怪当时有的西方报刊说：中国和苏联正在度蜜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好像是平静了那么一阵子。

　　老百姓想平静，但有人不想让你平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逼得中国不得不作出反应。

　　情况十分紧急！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几乎是在给斯大林发电报的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有关抗美援朝问题。

　　没有等到斯大林答复，毛泽东就派出周恩来等人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商谈有关抗美援朝的问题。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拜会了斯大林。

　　周恩来说明了中国方面的考虑：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现在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急需解决，如果再卷入战争，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斯大林听了以后，比较肯定地说：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主动撤退。

　　斯大林很清楚，如果美国人占领了整个朝鲜，中国和苏联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特别是中国的东北，随时都可能受到美国人的骚扰……

　　斯大林还说，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还不如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员撤到苏联境内……总之我们两家承担起这个重担。

　　斯大林要把这个想法马上告诉金日成，一点也不要拖延时间。

　　当时正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认为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是留在那里打游击。

　　斯大林不同意这种想法，他认为游击队存在不下去。他又提出了有关抗美援朝的想法。因为苏联已经声明在朝鲜没有军队，现在出兵有困难，等于和美国人直接交战了。因此他提出，苏联提供一部分武器，必要时出动一部分空军作掩护……

　　他们谈得很有成果。就在这次会谈的当天，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发自北京的电报。

　　毛泽东告诉他，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经过和斯大林协商，抗美援朝就这样决定了。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变卦了——他通知中国方面，苏联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还不能出动。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猜疑。

　　据有的专家分析，斯大林可能是出于如下的考虑：首先是中国和朝鲜能不能打得过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担心苏联直接和美国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是犹豫的……

　　就在这时，金日成致电毛泽东，请求他尽快出兵。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在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之后，毅然决定，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要出兵。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周恩来马上约见斯大林。

　　斯大林左右为难，如果不答应派出空军出战，等于自己食言，如派空军出战，则完全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他以种种理由推迟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有周恩来的办法，他干脆用电报的形式通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中国一定出兵朝鲜！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当斯大林再约见周恩来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决定也只能是点头称是了。

　　朝鲜战争打起来之后，苏联还是动用了相当的物力和财力，支援了这场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接连打了3个战役，把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退到37度线以南。

　　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位大使认为应该一鼓作气，一直打到海边去，他说彭德怀不会指挥作战。

　　彭德怀却和他的看法完全相反，彭德怀认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目前远不是速战速决的时候。

　　这位大使不仅当面指责，还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讲了彭德怀的不少坏话。

　　彭德怀知道后，也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很快，斯大林来了电报。他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支持，而那位大使的意见是不对的，应该批评。

　　不久，这位大使就被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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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结束，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坐在了谈判桌前。这一事实教育了很人，也使世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

　　后来，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大加赞赏。他说，你们能打败美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

　　1953年的初春，斯大林突然发病了。

　　实在是突然！前一天的晚上，斯大林还兴致勃勃地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他还把这些人送到了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高，一点身体不适的迹象都没有。

　　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接到电话，说是斯大林出了点事。

　　其实，何止是出了点事！斯大林于前一天晚上得了严重的中风。

　　这一年，斯大林74岁。

　　斯大林生病的消息是保密的。但这秘密又能保多久？

　　不得已，苏共中央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震惊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也是不幸的。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也很着急。他很快召集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来研究有关对策，并给斯大林发去了慰问电……

　　人们希望斯大林能够好起来，斯大林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好起来，但命运不断地和人们的愿望作对。斯大林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是很痛苦的——他不能说话，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3月5日晚，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脸色青紫，呼吸急促。他仿佛有什么话要对他身边的人说。他伸出左手，比划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全世界宣告：

　　1953年3月5日晚9时1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逝世。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毛泽东许久没有说话。

　　他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地吸烟。当时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只是感觉到主席的情绪有些反常，没有平时的谈吐，也没有了平时的兴致。他们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直到毛泽东指着报纸告诉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

　　“是斯大林逝世了。”

　　就像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苏共中央当天就发来电报一样，也在当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唁电。

　　毛泽东的手笔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他的文字是很有特点的，其情也切切，意也切切。

　　他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同一天，毛泽东向全国发布命令：从3月7日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这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还是史无前例的。

　　还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于3月9日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为题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东方人的观念，不计较斯大林曾经有过的失误，说他“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苏联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那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事后人们知道，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怎么办？

　　对评价斯大林，毛泽东坚持三七开。

　　斯大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去世后不久，一向对他十分尊重的赫鲁晓夫会作一个否定他的“秘密报告”。

　　他更不会想到，苏联大地上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平反运动。

　　究竟怎样评价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不用我们说东道西。但这个报告给世界带来的震动，是人所共见的。

　　有人为这个报告拍手叫好，说：“苏联终于解冻了！”

　　也有人大声疾呼：“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开始，这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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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往往是矫枉过正的。

　　既然要批评斯大林，就会有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就要全盘否定这个人物，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作为苏联的领导人不仅不注意把握尺度，反而推波助澜，这不能不叫人想到他们中间有别有用心的人。

　　当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震惊。这在他的经历中也是不多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个夜晚他没有睡好，吃了安眠药也没有睡好。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一直亮到了东方发白。

　　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一点道理吗？

　　非也！

　　赫鲁晓夫也有一定的道理，要不怎么能在苏联的中央全会通过他的报告呢？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鼓掌？

　　对斯大林，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也觉得斯大林有不少错误，也应该批评。哪有没有错误的人？

　　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毛泽东越想越觉得不对头——

　　这不只是苏联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

　　这否定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很可能是否定整个社会主义！

　　还有，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也不和有关的党和国家通一通气，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让步的毛泽东不会等闲视之，他要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

　　4月6日，中国人民熟悉的米高扬来了。中国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他就来过。

　　毛泽东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这不好。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自然会使赫鲁晓夫不高兴，以致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毛泽东不仅给苏联人讲，也给中国人讲，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他的说法更加明确，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