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恩怨情仇（1）

　　说到中苏关系，就不能不涉及两位历史人物——毛泽东和斯大林。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基本脉络。

　　这其中几多友谊，几多矛盾斗争，今天看来很值得人们深思。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一些公共场合里总是挂着5个人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当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也悬挂着他们的画像。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革命导师。

　　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都离我们太远了，他们是“神”。而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导师。

　　同是革命导师，却又是两个个性十分鲜明的具体的人。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优点和缺点，也有他们的脾气和禀性。

　　他们在一起，也会有友谊和矛盾。

　　这两个人在长期的交往中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有意思的故事，留下了多少耐人寻味的情节，自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足以令后人惊叹。

　　——他们在会面之前就神交已久，交往过程也很有传奇色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斯大林破例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招待会。

　　——在高岗问题上，斯大林给了毛泽东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斯大林逝世，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葬礼。

　　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情况。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

　　那个时候，毛泽东也还没有在党内建立绝对的权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不能做到一呼百应。

　　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还相当高，中国人对他还有一定的迷信，他的话，他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印象应该说是有一种敬畏的。他毕竟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虽然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那么公正。

　　然而，对斯大林的一些意见，毛泽东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对中国革命有利的，他就听；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他根本不予理睬。

　　这就是毛泽东。

　　斯大林则是通过王明等人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的情况。王明对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这也必然影响到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在王明的眼里，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农民。

　　农民是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

　　山沟里能有马克思主义吗？

　　然而，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在斯大林的眼皮底下一步一步成功的。

　　斯大林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斯大林不能不研究毛泽东。他时常站在地球仪前，看着中国，仿佛是在注视着毛泽东。他曾经多次和他的高级幕僚说过：“毛泽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也没有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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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毛泽东与斯大林建立直接关系，应该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派来的军事情报组说起。

　　据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师哲回忆，这个情报组设在枣园，有一台大功率的电台。不要小看这个电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要从这里发出，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也要从这里收转。

　　他们到底有多少电报来往，我们无从统计。但当事人回忆，有几封重要的电报是从这里收发的。

　　1942年夏天，斯大林来电报，要中共设法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边境地区，苏联方面可提供这一两个师先进的武器。

　　斯大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希特勒发动所谓“夏季攻势”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想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

　　这个要求对中国的党和军队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毛泽东的回电把理由讲得十分充分。他指出，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要我们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去那里接收武器却是不可能想像的。有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我们又没有空军，不等我们的部队到达，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有研究者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打交道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也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打交道一开始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笔者无意介入这样的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定是正确的。

　　过了些日子，斯大林又来了一封电报，称：是不是可以派出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边界小批量地接收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

　　到了1943年初，斯大林第3次来电，建议我党中央在长城一线摆若干部队，这样也可牵制日军力量。

　　这次毛泽东经过权衡，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调至长城一线……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苏联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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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建国，一条是打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就在日本人准备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有了这个条约，事情就好办了。他作出了一手打一手谈的架势，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要他到重庆谈判。

　　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如果不来谈，那么正好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如果来谈，他们也可以利用时间，作好发动内战的准备。

　　正在这时，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内容很明确：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不久斯大林就来了第2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更加有意思，电报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你到重庆去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国负责。

　　如果说前一封电报过于武断的话，这一封电报还多少有点讲道理的意思。

　　毛泽东经过左右权衡，决定飞往重庆。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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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底，毛泽东曾经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向他通报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及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明确指出，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并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有何反应，我们没有见到有关的材料，也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这些，人们自然会提到关于斯大林的一个传说，曾经有人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让我们不要打过长江，而是建立一个“南北朝”划江而治。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说法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创造，而是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他们是提出过这么一个方案，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说法安在了斯大林头上。

　　师哲曾经说过，不要说斯大林，就是我们中国人能搞清楚“南北朝”是怎么回事的人能有多少？所以说这是斯大林的错误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追溯中苏关系，特别是解放前的中苏关系，就不能不提到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往事。

　　因为米高扬是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此以前，还没有这么高身份的苏联人访问过中国的解放区。

　　关于米高扬访华的问题，已有不少著述，这里不想多说，但这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交往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要提几句。

　　米高扬是斯大林派来的。

　　当他穿着黑色的皮大衣，戴着俄国人帽子出现在西柏坡的黄土地上时，人们不免用一种新奇目光注视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也用一种新奇的目光观察着这里的一切人和事。

　　他的这次来访和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作过决定，让毛泽东去苏联一趟，一方面向斯大林说明中国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也休养休养。

　　毛泽东也作了去苏联的准备。

　　但后来，毛泽东还是没有去成苏联。这其中有好多种原因——主要是苏联方面的原因，他们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以种种理由没有同意毛泽东访苏。

　　此时中国革命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不便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也有问题，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钱，也应该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也怕影响毛泽东的健康。

　　由于毛泽东没有去成苏联，斯大林便派了米高扬来中国。据米高扬讲，这次派他来中国，就是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和米高扬谈了整整3天。

　　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观点。

　　首先是革命的形势，说中国的革命进程比预料的要快些。估计过了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的军队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份好，觉悟高，战士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无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米高扬对毛泽东的讲话听得很是认真。

　　毛泽东的讲话也很有感染力，使听他讲话的人都很兴奋。

　　针对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口号有疑义，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去台湾，或出国。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要在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到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们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毛泽东不光讲了中国的情况，也讲了他和他的同志们思考了许久的一些问题。

　　一、胜利后建立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称等等。毛泽东说，政权的性质，我们思考了很久，我们是这样确定的：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毛泽东还谈到它的组成、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么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样一个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吗？……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改善和克服的。总之，将来的政府组成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政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二、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紧接而来的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毛泽东很明确，中国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必须有正确的政策。特别迫切的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和安排生产建设的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路，可以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要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毛泽东告诉米高扬，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工人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除了共青团外，还没有别的组织形式，恐怕还得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的组织形式。

　　米高扬说，你们搞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不是会分散青年的力量？是不是会引起矛盾？是否只要一个青年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米高扬赶忙摸摸自己的耳朵，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我不发表意见。

　　毛泽东谈的第3个问题是军队问题，他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较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部队力量的扩充很容易，很快，我军不止俘虏人员很多，而且缴获的武器、物资也是不少的。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战争的武器就是靠缴获得来的。

　　他们还谈到军队目前的任务，谈到起义部队的改编改造，谈到部队将来的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在和米高扬谈到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等问题时，非常生动地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是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到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吗？

　　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无意的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想朋友们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吗？

　　毛泽东强调说，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抓一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是很开诚布公的，他谈了中国解放后会遇到的困难，谈到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谈到了美军并不想卷入中国的内战，谈到了中国的华侨问题，也谈到了城市就业和农村土改问题，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谈中国的民族问题，谈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等等。

　　在和米高扬的交谈中，毛泽东时而风趣，时而严肃，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米高扬回国后，向斯大林作了认真的汇报，这为后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作了一定准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很快，斯大林就发来电报，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反应之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更是空前的。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同志加兄弟。

　　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1949年12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这块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土地。

　　列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奔驰，毛泽东站在车窗口，向外望去，思绪万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海南等岛屿还没有解放，他有多少工作要做？他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但考虑最多的还是他的此次苏联之行。

　　虽说和斯大林有过不少的电报交往，但毕竟是没有见过一面，斯大林会有什么样的表示？他们在一起能谈得来吗？

　　终日的劳累，使得他在一个叫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小站散步时，忽然头晕，有些站立不稳，出了一头的冷汗。医生说是有点感冒，但和他的过度劳累肯定有关。

　　对这次访苏，毛泽东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他研究了大量有关苏联的材料，也读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刊……

　　不久前，刘少奇到苏联访问后，向他作了十分详细的汇报。他本人也曾接待过苏联的代表团，同苏联人的交谈中，他也了解了不少的情况……

　　刘少奇访苏实际上是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他传来的信息当然都是很有价值的。

　　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并不像有些传说的那么不容易接近，他很多的时候还是笑容可掬的，对中国同志的态度也是谦虚的。

　　当刘少奇说到请斯大林作指示的时候，斯大林笑着说，我们是兄弟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同志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了！

　　斯大林还就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问刘少奇，我们是不是妨碍过你们？

　　当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妨碍的时候，他又说：“不，是妨碍过的，我们对中国的许多情况不了解，有时好心也做了错事。”

　　他还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明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

　　……

　　刘少奇还向毛泽东讲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看法是很有建设性的。

　　毛泽东的确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

　　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那天显得很精神，一身笔挺的军服。他破格地站在了厅门口，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罕见的，斯大林竟然没有要一名苏联的翻译，只是由中国方面的翻译师哲一个人全权代表。这足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的信任。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厅门口时，斯大林迎了上去，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您好！您很年轻，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毛泽东说：“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十分高兴！”

　　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赞赏，他接连说了好几句：“伟大，真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我们祝你健康！”

　　会谈的气氛的确十分热烈。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关于这次会谈，师哲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人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所遇到的难题及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这些隔阂和不愉快，是通过斯大林的让步而解决的，当然也埋下了中苏关系的一些不和谐的种子。

　　这期间，斯大林派了好几个人来摸毛泽东的底，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想法。
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有一天他对来看他的科瓦廖夫发起了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难道我是来这里天天吃饭，天天来拉屎、睡觉？”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英国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据说消息来源还很可靠。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世界交代，就急忙派员来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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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苏联。

　　于是，周恩来率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赶到了莫斯科。中苏双方的会谈又正式开始了。

　　对外公布的情况自然是外交辞令，说这次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利益一致云云。但据我们日后得到的材料看，这次会谈既有很大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分歧。当时参加这次会谈的一些人，事后作如下的记述：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条约。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