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善终的张国焘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资历非常老，是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中共是从北大开始的，北大的三个教师是主要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往下就是北大的学生，而学生中，张国焘是最杰出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国焘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时年23岁。中共一大时，张国焘是中央局三人团之一，任组织主任。

读中共党史的时候有很多重大的事件都语焉不详，比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乃至广州的国共合作时期，究竟谁是中共的领导人？后来读了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才知道这些事件主要是张国焘领导的。但后来由于张在党内斗争中落败，这些事件中张国焘的名字就被删去了。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近一万人。但在南下并另立中央遭受挫折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再度北上，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再度会师。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被边缘化，并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痛苦批斗，当时批斗张最凶的是凯丰。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由于凯丰在批斗张的时候太过分，反而使其自己人格遭到怀疑，所以后来凯丰从此也沉默无闻。看来分寸很重要。

由于张国焘在苏联工作过很长时间，苏联党内斗争的残酷对张形成强烈刺激。结合自己在延安无法忍受的批斗。再想想自己令人恐惧的未来，张国焘于1938年借祭拜黄帝陵的机会逃离延安的管控，到了西安、武汉，进入国民政府统治区。

张国焘对中共未来发展前景有相当清晰的认识。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的《创进》周刊中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指责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既然对中共前途有如此认识，为什么张国焘没有早些脱离中共。我们理解：一则，张国焘小小年纪就已经在全国政坛积累了非常大的影响和声望，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放弃的，胸怀抱负的张更不会放弃。二则，早早参加学运革命，张的学业早已荒废，除了革命已经干不了其他事情了。张曾对郑超麟说过：你们这些人还可以搞搞翻译糊口，我们怎么办？他们只能靠革命活着了。

张国焘后来辗转定居于加拿大，并于1979年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由于张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属，国内媒体刻意渲染张的凄惨。实际上张国焘死的时候，他曾经的同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是先于他在1976年死去的，更不用说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人的死状了。张国焘怕牵累子女，住进了养老院，享年82岁，死的自然而正常。

对于张国焘的命运，值得深思的是：一则张国焘在受到本党排挤的时候只有逃到国民政府那里才能获得保护；二则，最后张国焘一直在加拿大，也就是他一直致力反对和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安享晚年，养老送终。

这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如果敌对政党全部被铲除，张还能到哪里寻求庇护？这并非假想，而是现实，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己经给我们答案了。更进一步，如果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全被消灭会怎样？谢天谢地，张国焘追求的这一理想没能实现；否则，偌大世界也恐无张国焘的立足之地。

政党斗争中，本党干部成员有赖于敌对政党，甚至于有赖于敌对国家的保护。这是很多人无法认识到的逻辑。一旦所属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专制垄断的罗网便已全面覆盖。这时，本党成员要么束手待宰，要么跪地求饶。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敌对党派全部消灭，党首再也不需要有才干的人去对敌斗争了。反而越是有才干，越是有功劳，就越是构成对领袖权力的威胁，领袖也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当然包括党内成员和干部，均已成为党首的奴仆和囚徒。党首之下的那些帮凶会得到党首的施舍；作为执政党的成员也会因为所属政党的领导或垄断地位而迷惑，甚至对自己的所处地位形成幻想。但本质上所有人都已经成了奴仆和囚徒。

保护反对党，防止出现一党垄断、权力失控的局面，这是人类社会在近代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英国人认为：“英国反对党的发展是对政府艺术的最大贡献。”艾弗·詹宁斯说：“对自由国家的考验就是审查相当于反对党组织的地位。”

也就是说，张国焘能够善终并在晚年可以自由地写作，得益于其追求事业的过早失败，那时，敌对政党国民党尚能为他提供保护；也得益于其所追求的事业并未发展到西欧北美这样资本主义重镇。否则，他便也难逃刘少奇那样的悲剧。